一、新征程，新样子
今年国浩上海年会，本在元旦后、春节前。那个时候，疫情“余威”尚存，正好谈谈心，抚慰创伤；去年余韵还在，顺便叙叙旧，展望未来。而一晃时至今日，两会已过，仲春莅临；三年疫情不见踪影，旧年旧人过眼烟云。此时此刻的大家，东风得意马蹄疾，一日千里奔波忙。鸡汤已不再重要，鸡血更弥足珍贵。所以今天我少讲几句，主要给大家鼓鼓劲、加加油。春节前准备的发言稿附在后面，供大家参考、请各位指正。
刚才刘鑫、承婧艽、王婉怡、施蕾等同仁的交流发言，激情澎湃，亮点纷呈，我也是受益匪浅，深受启发。顺着大家的话头，主要讲三个问题，一是高质量发展，二是优队伍建设，三是好样子展现。
大家都学了党的二十大报告，第四章的标题就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浓墨重彩也是高质量发展。国家如此，国浩亦如此！
我一直说，上海办公室的发展，要置于国家大势下谋划、放在行业大局里考虑、纳入国浩大盘中统筹，这样才能抓住机遇、找准位置、坚定站位，才能发挥优势、释放功能、实现发展。
俗话说，不比较不知道，一比较吓一跳。现在经常说，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我想说的是：只有比较，才能三人行有吾师，才能知耻而后勇，才能发愤更努力。不管怎么比，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挑战不少，我们的问题多多，我们的困难常在。拼盘子不可行，拼速度难持续，唯有奋发图强，推进高质量发展。
国浩的高质量发展，一要体现在规模化上，规模是基础，要在“化”上下功夫；二要体现在规范性上，规范是底线，要在“线”上做文章；三是体现在可持续上，发展是硬道理，要在“人”上花本钱。
规模化强调合作，规模化强化创新。协同出效率，合作打胜仗。创新亦如此，建立在规模化基础上的创新，事半功倍，如虎添翼。
党的二十大报告说要“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好政府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组织作用”。
创新是有成本的，而且成本是巨大的。从国家角度要完善新型举国体制，从国浩角度，业务创新、产品创造、服务创意也要通过新型举“国”体制来实施、去实现。补短板，强弱项，优劣势，要发挥事务所的总体效能，彰显管委会管理的组织功能，推进合伙人团队的主体动能。
律师是专业的法律工作者，我们的行业底线要比法律底线高。同样，国浩律师致力成为中国律师的领先者佼佼者，我们的底线必须比行业底线更高。
我们要在资本市场业务风控基础上实现全运行链条、全生命周期的合规运营，刑事问题是底线中的高压线，同时，我们也要在劳动、社保、税务、知识产权、网络信息等各方面，划好底线，形成禁区，推进所的规范、人的规矩。
人是事业发展的主体，律师是事务所舞台上的主角。我们要进一步强化“引”“留”“养”“长”的机制，实现事业与人才共长，近悦远来，其乐融融。
优队伍建设，总体来讲是优化队伍结构，具体而言是强化律师素质。我对合伙人们有几句话的定位，那就是：拓市场，做业务，控风险，带队伍，谋发展。对管理合伙人，谋全局，想大事；聚合力，行治理；抓落实，出业绩。对年轻律师，去年年会上我说了这几句话：听指挥，打基础；花功夫，干好事；明方向，上台阶。
打基础最重要。
大家可能看过《狂飙》，有人形容它的收视率是“高开飙走”，当然令人眼前闪亮、印象深刻的更是主演张颂文。
有文章这样写道：“张颂文如陈香老酒一般，在阴冷潮湿的角落里，窖藏了许久，等把他搬到大席上的时候，一开封便香气四溢。醇厚来自于坚韧和温情，浓香源自热烈和善良。他能入得了泥土，也能耸入云端。从隐秘走向狂飚，相信他能端得住。”
这不正是一种“茅台”的气质嘛，没有“过期”，只有“久藏”，这是基础的魅力。
干好事最关键。
“加戏，它不代表抢戏，加戏的戏在我看来是细节的细。因为演戏的戏也是细节的细。看谁演得够仔细，谁就是活人。”张颂文如此说。
有一个“段子”，说的是张颂文因为“问题太多”而被副导演羞辱撵走。这是毕业后他第一次跑龙套，80块钱，没有台词，饰演在主角后面吃饭的一桌人中的一个人。他问导演：“我们这桌人是什么人？”“我们今天为什么来这里吃饭？”……这样的问题，他连续问了七八个。导演烦了：“你别拍了，去外面站着吧。”
网上如今被反复讲述的，都是故事的前半段。故事的后半段是说，在张颂文极为难堪地于众目睽睽之下走出门后，门就被副导演反锁了，因为怕他干扰录音。此时，外面“适时”地下起了雨。张颂文顿觉无限凄凉。然而，导演看到了他，主动找他聊了聊，也问清了原委。三年后，这个导演找回他演一个小角色，并且特地交代：这次我允许你这样问。
张颂文曾经在演讲中特别点名感谢过两位导演：刘伟强和娄烨。当年，刘伟强被张颂文愣头青般的毛遂自荐打动，让他参演了《精武风云》，还容许他在片场里问东问西。娄烨和张颂文至今已合作四部电影，演《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时，张颂文上来就问了娄烨不下100个问题。张颂文感谢这些允许他问很多问题的导演。
张颂文说得好：“这是演员的必修功课，我得了解清楚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做什么，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基本素养教育。”这样的情形，贯穿了张颂文十几年的演艺生涯。
的确，只有这种基本功、好素养，才能演好戏、干好事。就像影视圈所言“只有小角色，没有小演员”一样，我觉得在律师界，“只有初级岗位，没有小微律师。”
只要你通过精彩的“戏”，诠释了完美的“细”，你会因为“创作了自己美”而心情愉悦，你的合伙人也会因为“发现了你的美”而心花怒放。扎实范、实力派，你一定会在你的阶位上做到完美、达到极致，从而顺利升级、再上台阶。
律师必须和客户打交道，必须和客户打好交道。在甲方乙方市场定位里，没有客户认错的机制，于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客户是没有错的，我们应该反思的是自己的服务到不到位。
对我们律师而言，尤其是年轻律师，不能以性格，对抗职业素质；不能以情绪，拒绝职业修养。要摒弃皇帝心态、公主意识。其实，皇帝不好做，公主难任性。大多数皇帝饱读诗书，学富五车，你比得了？极少数公主肆无忌惮，无所顾忌，轮得到你？躺平，没资格；躺赢，没本钱。拼爹，谁不是苦大仇深；拼钱，谁又能腰缠万贯？只有拼时间，因为大家还算年轻；只能拼小命，毕竟各位还是青年。
李强总理在今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特别谈到民营企业家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创业精神。的确，“走遍千山万水”，才能穷尽一切发展的机会；“说尽千言万语”，才能寻求一切合作的可能；“想尽千方百计”，才能找到各种成功的办法；“吃尽千辛万苦”，才能看到风雨过后的彩虹。
这里插一句话，有浙商朋友补充到：“四千”之后还有“一千”，那就是“赚得千金万银”。是的，这是艰苦奋斗后的获得感，这是发愤图强的美好愿景。当然，这也是企业发展的本质，不营利、不赚钱，如何做到总书记今年两会中所说民营企业在“稳就业、促增收”中发挥重要作用。
习惯总是能养成，关键看是不是下定决心做。风格一定能形成，重要在能不能每天坚持住。
说一说“新样子”。今年是国浩成立25周年、国浩上海诞生30岁。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状态踏上新征程，以什么样子奉献新伟业？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刚结束率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亮相时，这样说：“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
“样子”是我们老百姓的语言，稍微文一点说就是“形象”。就像共产党的形象，习近平总书记就用这样的标准来表达：“我们要永葆磅礴朝气，永远做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脊梁”。这里的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脊梁以及蓬勃朝气，就应该是共产党的样子和形象。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今年政协大会的报告中谈到了“新时代人民政协新样子”。政协委员是政协工作的主体，“新时代人民政协新样子”，必然要求政协委员的新样子。政协委员既是荣誉更是责任，应该在政协工作中当主角、在本职岗位上作表率，当好党的政策宣传员、界别群众贴心人，永葆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情怀，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
样子是形象，精神是实质。精神决定样子，样子反映精神。精神体现品格，样子昭示魅力。精神，从广义上来说，是指人类的心理状态、观念意识。从哲学层面来说，精神是与存在、物质相对应的现象。从狭义上来说，是某一个国家、民族或者群体在某种特别条件下表现出来的一种精神类型。而精神塑造的前提是心态调整，于是我们要静心、安心、定心，以良好的心态、晴好的心情、美好的样子，踏上新征程、走进新时代、奉献新业绩。
二、无常中的人生
去年7月份国浩上海办公室合伙人会议，正值“静默”两个月后不久，我本来想给大家聊一聊两个主题：一是，“如何面对当今世界的无常？”二是，“如何带领队伍多打胜仗？”因为时间关系，就直接跳到“打胜仗”的事。其实，打胜仗总是建立在审时度势基础上，而审时度势的前提当然是调整心态、应对无常，所以我想今天还是从如何面对无常说起。
几年前谈到百年变局、世纪疫情，许多人可能还不以为然，然而我们眼前的事实却毫无争议地确认、证明、甚至强化了这一点。但是无论如何，躺平不干不解决任何问题，而且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躺平的资本；一走了之也只不过是一种回避，其实走到哪里都需要应对。怎样治愈？如何调整？怎么奋起？我梳理了几句话：
遇诸事不顺，调整心态，轻装上阵。
生不少焦虑，舒缓情绪，健步如飞。
添太大烦恼，抚平忧思，快乐如初。
人生不易，行路艰难。李白有诗《行路难》：“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怎么办？四个字儿：顺势而为！顺，顺大势，顺的是当前；为，为趋势，为的是未来。顺：不是顺从，而是顺应、顺变。而变，就是变化，变动，变革。首先从心情、心境、心态的角度，去变。为：首先则要有思考，于是有思路，进而有思想。思考的前提是平心静气，只有平心静气，才不会盲动、也不会盲从，才能抛弃不理性、战胜不理智。
曾经有句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这是广告，带有夸张。说到这里，想起三位古人面对困境时的人生态度。
有一位状态悲催“穷途恸哭”，他名为阮籍，“竹林七贤”之一。另一位期待转眼“柳暗花明”，大家都知道，这是宋代大诗人陆游。还一位不急不徐“坐看云起”，此人了不起，史称“诗佛”的王维是也。
先说阮籍，有一次去看朋友，“车迹所穷”，于是“恸哭而返”。谈及阮氏，很多人并不熟知。相提并论之下，或许有助于对其了解。“竹林七贤”中，年纪最长而且影响最大的三人，除了阮籍还有嵇康和山涛。有一句成语“契若金兰”，形容的就是他们之间的友谊。《世说新语》记载：山涛将其与嵇康和阮籍交往之事告诉夫人韩氏，韩氏大感兴趣。一日山涛特邀二人在家中聚会，韩氏从窗洞中窥视，“达旦忘返”，对二人印象甚好，赞不绝口。世人对三人友情颇为夸奖，称之“一与相识，便为神交”。
后来，三人分道扬镳。山涛欣然当了大官，阮籍为避官终日酩酊大醉，嵇康则为与山涛划清界限而写千古名著《与山巨源绝交书》，因其中“非汤武而薄周孔”，惨遭司马昭杀害。《嵇康传》一书就引述鲁迅的剖析：“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叫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因此就非死不可了。”
其实，嵇康并非非死不可。对他而言至少有三种精神自由可供选择：一是混迹官场，随波逐流；二是蛰居民间，和光同尘；三是隐遁山林，服食修炼。想当年，嵇康就是被迫从官场、民间一步一步走上山林之路的，因此他可以一直在山林隐居下去。但嵇康就是嵇康，其骨子里文化基因正是儒家倡导的那种视天下国家为己任的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于是当士大夫阶级已经匍匐在司马氏脚下的时候，嵇康站了起来；当整个北中国一片沉寂时，嵇康结束了三年的山林生活，从河东抱犊山中出来呐喊了。最后在刑场上，他旁若无人，弹起千古绝唱《广陵散》，悲壮离去。
再说回阮籍。其有诗《咏怀》，其中写到：“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寄托了诗人无限的忧思、孤独的徘徊、永恒的悲哀。说到此处，我们不禁想起苏轼。到底是千古传奇苏东坡，虽然是：“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却仍然：“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按下东坡后表，先说陆游。他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是一首传统的鼓舞信心、充满希望的励志诗。不过，细细琢磨，可能有两种情形发生。希望或许已经客观存在，则人们定会由悲而喜；希望抑或只是主观期待，那么岂不只是悲中盼喜而已。我们常说，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但是，万一实现不了呢？不是悲而又悲、悲上加悲！
于是我们再往深里走一层，更理性、更冷静、更客观地思考。“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登场了！看云卷云舒，不悲不喜，随缘自适。唐朝另一诗人叫刘长卿，有一首《寻南溪常道士》一诗与之异曲同工：
一路经行处，苍苔见履痕。
白云依静渚，春草闭闲门。
过雨看松色，随山到水源。
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
那我们就说说王维。王维首先是个诗人，同时又是一名隐士。此前有陶渊明挂冠归去，当时王维则半官半隐。他疏远长安城的软红十丈，亲近辋川的清凉世界。王维著有《辋川集》，而其人生所系的辋川别业，正是在当年之长安远郊，今日之陕西蓝田。
三曰之为“佛家”。王维，名维，字摩诘。“维摩诘”是梵文，有“洁净无垢”意（蒙曼教授语），也有“降服恶魔”意（华东师大教授语，陈寅恪亦持此见）。的确，王维乃在家菩萨，身处红尘不染红尘，没有功名利禄的红尘气，没有柴米油盐的烟火气，而设身于一个充满禅意的空明世界。
四曰王维为画家。苏轼就追捧其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还是一位音乐家。其《竹里馆》一诗吟到：“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遥想当年辋川别业的鹿寨，“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字儿：静！
这首先是一种安静。安静比较单纯，是一种物理状态，声音越小就越安静。但是，这种安静不排斥寂寞、共存于枯燥，或者死亡或者爆发。不是有句名言说“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吗？
因此这更是一种幽静。幽静富于精神性，具有情感意，是一种脱离了虚浮的嘈杂后，面向生命本源和世界本源的感受。得之于自然，得之于内心，于是物我两忘，物我无别。
南朝梁有诗人王籍，一首《入若耶溪》名垂诗史，其中有这样一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噪、鸣，或许物理环境不安静，但心理状态甚幽静，于是林逾静、山更幽。清幽清朗，飘渺空灵，虚静空明，安闲自得，尘虑皆空。可见，这种幽静可以在环境的安静中，可以于世界的喧嚣里。风霜雪雨下，电闪雷鸣中，照样可以如此幽静。
疫情期间，满屏坏消息，满眼负能量，正如“春潮带雨晚来急”。不过我们不能忘了后面还有半句话：“野渡无人舟自横”，这是韦应物的《滁州西涧》。我们可以品味一下那个场景、这种意境：自在漂泊，“自横”；自由靠岸，“野渡”；自主停止，“无人”。而“潮”“雨”“急”，统统与我无关。当然，内心的幽静并非生而有之，而是要靠常年修炼。王维《过香积寺》一诗言：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释迦牟尼说：毒中之毒，不过三毒，即贪、嗔、痴。贪，贪得无厌；嗔，嗔怒怨恨；痴，愚昧无知。如何“制”之？用戒、定、慧。戒，就是指戒律，行为标准；定，则要求内心修炼；慧，就是要智慧，摆脱无明。其中，“定”乃不可缺少、无法替代。如《大学》告诉我们：“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可见，“定”之重要！
故曰“禅”。如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所言，不只是宗教，不纯为哲学，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类人生态度。它要求并引导我们凡人理解自己、理解世界、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相信生命有一种完美的可能，并使之在生活中实现。相信直觉，尊重个体，强调天机。应超越凡俗，却不离日常。
专家说：禅，就是破执，破我执。偏执、贪婪、自大、自卑，必破。提不起，放不下，不可。万象纷呈，因缘分明，心静自如，不受迷惑。一如“平常心”。古人云：“平常心是道。”修道之境界说来简单：“饥来吃饭，困来即眠”。但真的那么简单？非也！吾等许多人，吃饭时，百种须索：如要吃得好；睡觉时，千般计较：却是睡不着……其实，这是一种“心魔”，即我与世界关系的混乱。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此乃平常心也：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古人谓之“无凡无圣”。唐代德诚禅师《拨棹歌》中有一首诗：
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
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
台湾一学者分析，“一波才动万波随”是俗众的人生，“满船空载月明归”则是禅者的境界。于外物无所挂心，得失只是因缘的变化，空船而归，也是满心欢喜。
说来说去，独不能缺苏东坡。他说“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此前尚有一“小序”值得关注：“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那天，道中遇雨、雨具先去、竹杖芒鞋、料峭春风……真是无奈，然属外部；而吟啸、徐行、谁怕？归去！乃是心中，绝顶旷达！世事无常，无可奈何；平常之心，应对无常。于是：阴晴随去，醒醉全无，悲喜皆过，胜败两忘。随缘而自得，淡定则豁达。
东坡先生一方面喜好老庄与佛禅，另一方面作为官员，又饱含正直与责任。以超脱的眼光看待世事变幻，超然是空，责任为实。蒙曼教授说得好：“空不是幻灭，而是通透，一种觉悟的喜悦感、自在感。”不要“把自己‘空’成一个对现实世界毫无意义的虚壳”，骆玉明教授更是一针见血。
的确，苏轼当官，做“百姓之友”；东坡为民，行“公益”事业。他在徐州抗水灾，于杭州兴水利，居海南教文化。在广州时，太守王古是他的朋友。当时瘟疫流行，苏轼写信给太守“提案”建议：应筹一笔基金，创立公家医院；要解决饮水问题，引山泉入广州城，在上游建水库，通过竹管引水至城内……52岁那年赴杭州任太守，一个文学家干上了政治家的活。学生秦观就说他“一年半期间没打开书”。在干什么？在了解社情民意，在做改革方案：搞公共卫生，去疏浚盐道，来修建西湖，做供水系统，并稳定谷价……
我常给大家说：思考问题，设身处地；处理事情，跳出圈外。为什么“远近高低各不同？”是因为视角各异，地位决定了心态。“只缘身在此山中”，于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了。
当年苏东坡书《泗州僧伽塔》：“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每个人，只能以豁达的态度，来对待人生中的顺风逆风、顺境逆境。大家都期待造物主的格外眷顾，那么造物主可怎么忙得过来？苏轼有词《点绛唇》：
闲倚胡床，庾公楼外峰千朵。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
别乘一来，有唱应须和。还知么。自从添个。风月平分破。
白驹过隙，转眼即逝。白云苍狗，变幻无常。苏轼难得一闲，闲庭信步，且行且赏。楼外峰千朵，天地有大美，但美的不是天地，而是和光同尘、道法自然的内心。好一个“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
多说一句，此词有个“闲”字，苏东坡另一首词《行香子·述怀》中也有一个“闲”字，可谓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意境多美，心境尤佳，“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
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我们赏析了阮籍、陆游、王维面对困境的三种人生态度，顺带着分析了嵇康阮籍山涛三人不同的人生道路——插一句广告，意公子（新任全国政协委员，本名吴敏婕）就有《你选择哪一种人生》的小视频，说的就是嵇康阮籍山涛——此刻，我又想起此前阅读过的一本书。
纵观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如嵇康这般慷慨赴死也属难能可贵。此前看的这本书叫《安身立命：大时代中的知识人》，华东师大许纪霖教授所著。里面就谈到了两个人，很有代表性也很有意思。一个是林语堂，我们都非常了解，此前我还专门给大家介绍过他的两部大作《苏东坡传》《吾土吾民》。此人，那是一个“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优雅绅士。不过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短短的十年间，他经历了从“战士”到“名士”、从“名士”到“隐士”的人生选择和道路变化。
早年林语堂跟随鲁迅“痛打落水狗”，抗议政府对女师大学生迫害，在街头用竹竿砖石与警察打仗，确有一种战士的气概。不过在政治高压下，鲁迅依然以自己的特立独行坚守斗士姿态，但林语堂、周作人、郁达夫等人则从战壕里撤出，躲到一边变成了名士。再后来，林语堂从愤世嫉俗的名士蜕变为追求闲适的隐士。他自己就欣赏陶渊明，“也许有人以为陶渊明是逃避主义者，但事实上绝对不是，他要逃避的仅是政治，而不是生活的本身”，与其说这是为陶渊明辩护，倒不如说为自己辩解。
谈到古代士人，林语堂自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有“谨愿”和“超脱”两派。杀身成仁，临危不惧是墨家；儒冠儒服，救世济民是儒家，他们都是“谨愿派”。敝屣仁义，绝圣弃智，这是“超脱派”老庄。许教授认为，在民国知识分子当中，鲁迅继承了摩顶放踵的墨家血脉，胡适体现的是儒家的救世精神，而林语堂更接近道家的超然物外。林语堂在80岁写自传时则自嘲：“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
林语堂居上海，号称海派闲适文人，此为“一南”，还有“一北”，就是在北京的周作人。抛开其政治生命，单说其文人风格。许纪霖教授用“现代隐士的正、反、合：傲世、顺世与游世”来评价周作人。一重是睥睨一切的傲世，一重是乐天之命的顺世，这二者在周作人那里统一为一个互补的游世。其精义在于，“外化内不化”“顺人不失己”“内直而外曲”，在精神层次上保持人格的独立、个性的自由，而在现实层次中又明哲保身、随遇而安，依违于无可无不可之间。
说到周作人、林语堂，无疑是无法与鲁迅分割开来的。非常显然，鲁迅是一位一生都在“呐喊”的“战士”，毛主席就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们把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放在一起审视，对我们自己长见识、走好路，反衬我们自己的精神、样子，会有更多的启示意义、获得感。
三、如何带领队伍打胜仗
我们说到顺势而为。势，既是一种大势，如世纪疫情、百年变局，是每个人只好适应的趋势；势，也是一种小势，或许就是每个人都能营造的格局。形势形势，势与形分不开。关于形与势，《孙子兵法》中有几句话：
“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说的是利用优势制造机变，这叫势。
“强弱，形也。”说的是强弱决定于形，强弱是实力比较，决定了哪一方有优势，这种实力就是形。
“勇怯，势也。”勇怯决定于势，这是士兵上战场的临场发挥，这种发挥取决于战场上的形势变化。
“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积水于千仞之谿，蓄之深，发之猛，强调的是积，这是形却不是势。而木石的滚动则要顺应山势，因此应因敌之势，为己之势，这才是势。
著名学者李零在他的《兵以诈立：我读孙子》一书中分析到：
“形”是有形可见的东西，“势”是看不见的东西。
“形”是静态的东西，“势”是动态的东西。
“形”是已所素备，“势”是因敌而设。
形中有势，势中有形。用拳术比较，形就是套路，势就是散打；下棋按行棋路线，有的地方你可以去，但对方设局，形格势禁，去了就是死，这种形格势禁也是势。
定计靠形，用计靠势。放在一起，形势就是人为制造的格局。
顺便插一句，最近有关《孙子兵法》的书畅销得很，据说因《狂飙》而起。大家看书可以追热点，但仅靠追热点看书似乎具有一定的功利性。自己曾经看过的书，一不留神成为当今的热点，这才是读书上的领先一步、学习上的先发制人。
如何才能打胜仗？《孙子兵法》说：“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道说的是民心向背，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地自然是说天时地利。然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所以道排第一，然后才是天和地。将，当然指将帅、指挥者。“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智慧自不必说，信说的是要诚信、有威信。仁是爱兵如子，勇是杀敌致胜，即“文能附众，武能威敌”。严，当然是指严格管理，令行禁止。法，这里说的是管理军队的法，就是我们常说的军法。
除了上述“五事”，还有“七计”，就是在七个方面要算一算、比一比。“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上述“五事七计”，用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说法就是“战略要素”。
《孙子兵法》不仅是中国传统经典军事著作，而且在世界军事史上享有盛誉。当然，这和毛泽东同志熟练运用《孙子兵法》密切相关。于是，说到打胜仗，我们不能不说中国共产党率领人民军队打胜仗的故事。这才是真正的胜仗，真正的决胜！
去年“封控”期间，我陆陆续续观看了电视台重播的电视剧《大决战》，详读三本书：《决战：东北解放战争（1945-1948）》《决战：华北解放战争（1945-1949）》《决战：华东解放战争（1945-1949）》，且认真查阅《毛泽东年谱》，做了一个读书笔记，总结了七点认识，结合今天的打胜仗主题，与大家作一交流。
一是，战略与战术
毛泽东对战略的重视程度异乎寻常，其本身就是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制定战略有大格局，正可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
1963年12月罗荣桓元帅病逝，毛泽东写了《吊罗荣桓同志》：“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战锦，说的就是打锦州。打锦州还是打长春，这是辽沈战役战略方针的“大问题”。辽沈战役是国共双方两种命运的大决战的第一战，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1948年9月林彪的部署设想是在锦州与沈阳之间的地区消灭沈阳出动之敌，但毛主席却一锤定音：先打锦州！
蒋介石亲自出马调兵遣将与解放军在锦州决战，派华北敌军增兵葫芦岛。在此背景下，林彪动摇了，罗荣桓、刘亚楼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毛泽东电报再三强调：“只要打下锦州，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打锦州纠正了过去长时间内南北平分兵力没有重点的错误，攻克锦州关闭了东北国民党军队进出的大门，为辽沈战役的胜利迈出关键一步，我军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打锦州还是打长春之争，彰显毛泽东战略家与林彪军事家之别。林彪的思考还是局限于一城即长春，或一域即东北；而毛主席谋划的则是全局，不限东北，而是东北联通华北，更是全国解放战争。
说到这里，我们再引申一下，看林与毛之差距。解放大军渡江，势如破竹，林彪率四野向中南华南突进。此次，白崇禧出场了！林彪和白崇禧，一个是“常胜将军”，一个是“小诸葛”。须知，此声誉是在无数征战中杀出来的，是被无数胜利所证实的。
敌手当前，林彪不敢怠慢。他采取的是通常情况下的诱敌和战术包围，然桂军最擅长的就是山地河川作战，兵力虽少，机动性强，战术上又有意避免与四野主力过早决战。结果，战事发生后，四野始终未能与白崇禧主力一战，形势颇为胶着。
毛泽东远在北京，时刻关注着南方的战情。他一针见血：此时的林彪太想赢了，眼睛就瞄着白崇禧一举一动，这样反而不好。白崇禧是个聪明的敌人，擅长机变，所以“先敌制动、料在敌先”这招儿，这会儿不好用了。
的确，白崇禧脑子里和林彪想的一样，他也想等林彪先出手，同样昼夜不眠地关注着对方，琢磨着对方的排兵布阵，一有风吹草动，立即拔寨起营。可见，在林白对峙中，他们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明于微而昧于巨，专心于战术较量而忽略了战略制胜。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林彪明白了，立即发出“关于与白崇禧部作战的指示”，要求部队“敢于奔袭敌后”，用分进合击的方法对白崇禧部进行试探性攻击，找到主力位置。终于，在衡阳、宝庆两地之间，双方主力决一死战。桂军虽然逃脱了全军覆灭的厄运，但其四个精锐师全被“包了饺子”。此后的12月14日，广西战役全部结束，歼敌17万余人，白崇禧集团彻底玩完。
毛泽东确定战略，基于全局性，因此具有连续性，环环紧扣，步步为攻，直至最后胜利。
在淮海战场上，取得歼灭黄百韬兵团胜利后，毛泽东致电中原、华东野战军，在庆祝他们伟大胜利的同时，告诫他们：徐州方面尚有50个师的兵力，这是可以消灭的；应该用三到五个月的时间准备几个作战阶段；准备全部军队及民夫130万人左右、三到五个月的粮食草料弹药、10万至20万伤员的医治……望华野中野全军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一指示，充分显示了中央军委与国民党军队进行决战的决心。
早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即将结束时，毛泽东高瞻远瞩开始酝酿三大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夺取全国胜利的总体规划。1948年12月12日，毛泽东就指示总前委领导人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好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于是才有了刘陈邓粟谭五大前委委员的第一次开会，这也是淮海战役中总前委唯一的一次全体会议。
毛泽东制定战略时，不仅有时间上的连续性、跨度性，更有空间上的协同性、关联度。
例如关于东北野战军入关。华北战场上，我华北野战军40万，包围、拦截60万傅作义军逃跑并就地歼灭有困难。朱德认为：有一步棋很重要，即东北野战军须提前入关，协同华北野战军共同发动平津战役。1948年11月16日，毛泽东给林彪发电报，请他们早日入关。东野回电：东北主力提前入关很困难。但是11月中旬淮海战役进入紧张阶段，华北国民党军有撤退可能，为了抓住战机，中央军委要求东北野战军必须克服困难迅速入关。11月18日毛泽东断然命令，要求一两天内完成出发准备，于21日或22日以最快速度行进。23日东野开始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进军；30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率指挥所从沈阳出发。
平津战役中，毛主席制定就地歼灭傅作义集团的方针，向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提出“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部署，使傅这只“惊弓之鸟”为“笼中之鸟”，消除平津地区国民党军从海上逃跑的危险。与此同时，毛主席指示华野中野也在两个星期内，于淮海战场上不做最后歼敌部署，留下杜聿明集团余部，使蒋介石难下从海上撤退平津部队的决心。
毛泽东制定军事战略时，同时以更广阔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兼顾甚至重在政治战略、经济战略。
在西柏坡，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伟大的胜利。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不仅是打一个军事战役，更重要的是渡江之后如何有效占领和接管江南的诸多城市，把战争破坏减少到最低程度，保持江南地区的繁荣和稳定，为新中国奠定一个良好的经济基础。1949年2月8日，毛泽东给邓小平陈毅发出一封电报，提出把军队变成“工作队”的重要指示，强调需着重学习政策，准备接收并管理大城市。国民党当局委托杜月笙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请求允许上海轮船到北方港口以面粉换煤炭。毛泽东指示彭真、叶剑英：“你们对于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诸事，应当看做一件大事去做。”
陈毅就说：“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难关，是一个伟大的考验。上海搞得好不好，全中国、全世界都很关心我们。搞得好，世界民主力量就会为我们高呼、庆祝、干杯，搞不好就会使他们失望。”对此，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著名作家刘统《战上海》这本书。当然这不是电影版的《战上海》，那是说“打得下”上海，这本书则写的就是陈毅说的“搞得好”上海。春节前夕，央视一套播放根据这本书改编的电视剧《破晓东方》，被媒体誉为“立国大戏”，收视率似还不错，由张嘉译扮演陈毅还引起热议。
而在战术方面，基于各部队一线创新和前沿创造，毛泽东更多的是来总结、做提炼，进而上升到战术理论的高度。从这一角度而言，毛泽东不是纸上谈兵的空头战略家，更是实操性很强的指挥家、军事家。
淮海战役中，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战术，一方面体现在人数上，我军已超过敌军几倍的兵力围歼敌人；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武器上，集优势的炮火压制敌人的火力，为步兵的攻击提供保障，二者缺一不可。毛泽东说：“打黄百韬和打黄维两次经验证明，对于战斗力顽强之敌，依靠急袭手段是不能歼灭的，必须采取割裂、侦察、近迫作业，集中兵力火力和步炮协同诸项手段才能歼灭。”
二是，集中与民主
西柏坡是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司令部。周恩来说：“我们这个司令部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不发武器，不发弹药，就是天天发电报，指挥在世界上少有的大决战，叫前方天天打胜仗。”
在军事战略及作战方案的制定上，毛主席把民主与集中之间的关系炉火纯青地运筹到极致。大的战略角度，坚持毋庸置疑，要求坚决贯彻，以集中性为主，兵令如山倒；而在具体作战方案、计划、战术方面，则充分发扬民主，强调“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同时也体现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用人观；在大政方针的制定过程中，又同时发扬军事民主，尊重各方意见，绝不固执己见，而是兼听则明，进一步完善、完美自己的决定。
1948年9月，粟裕提出了淮海战役的设想，但是战役范围定在徐州以东的苏北地区，打击对象主要是黄百韬兵团，这个计划其实是“小淮海”计划。毛主席以战略家的眼光，设计了更大、更稳妥的方案，不再是华野单独执行的任务，而是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共同完成的使命；两大野战军系统作战，不局限于歼灭一个黄兵团，而是力求歼灭国民党徐州“剿总”主力，这就从“小淮海”变成了“大淮海”。
毛主席在打黄维时就给前线说：“情况紧急时，即一切由刘陈邓相机处置，不要请示军委。”赋予总前委指挥权，避免以电报往来贻误战机，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
不仅在制定战略方针上强调集中与民主，在指挥战场作战时同样注重集中和民主。毛主席就强调：“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任弼时在1948年9月会议上作了阐述：为什么毛主席对加强纪律性提出那么重要呢？一是，今天的战争规模扩大了，在大规模战争中需要各方面相互配合，相互协同，如果纪律性破坏了，任何一个师一个纵队闹独立性，任何一个同志闹个人主义，就要使我们军队遭受损失，使整个战役遭受损失。大规模战争要保证胜利，非加强纪律性、非统一集中不可。二是，今后要集中更多的兵力进行作战，为了战争胜利，只要是共产党的队伍都要坚决服从指挥，不准借口违抗。三是，今天的界限已不存在了，地区上已经打成一片。不管你是哪个部队、哪个地区，都要统一于中央的领导。过去过早强调集中是错误的，现在不集中就是严重错误。因此在今天要求全党全军绝对的统一集中，特别是对执行党的任务，对革命工作不许讲价钱，反对无纪律，闹独立性的倾向。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蒋介石军事观和指挥论。辽沈战役时，卫立煌不肯听从蒋介石的命令出兵辽西，蒋介石便直接单独接见廖耀湘。卫立煌发牢骚说：“委员长的用人，人人可以通天，谁也无法统一指挥，东北局势恐难收拾。索性来个䄂手旁观，让他们折腾去吧。”
黄百韬讲：“将帅无才，累死三军。”黄百韬如坚决西撤的话，也可能冲出合围圈。但蒋介石直接指示徐州“剿总”：黄百韬兵团应在原地位置固守待援。最终，黄全军覆没。
杜聿明撤退时，突接飞机空投的蒋介石亲笔信，要求其停止向永城前进，协同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杜无法抗命，陷入华野主力重围，再也爬不出来了。正如刘伯承所言：我们面临的三股敌人，军委电令我们吃掉已围的黄维兵团，围住南下的杜聿明集团，看住北上的李延年兵团，这叫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要保证挟着的掉不了，看着的跑不了，就必须吃掉黄维兵团，腾出手来歼灭杜李。
三是，军事与政治
渡江战役万事俱备，只待1949年4月15日中央军委一声令下。4月10日毛泽东致电总前委：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的和平协定。如果签订成功，原来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
从长江水势来看，推迟渡江对我方极为不利。总前委建议：按目前部队情况，立即渡江，准备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更为有利。毛主席则认为军事必须服从于政治上的需要，4月11日指示总前委：依谈判情况，我军需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迟为22日。毛泽东认为：此种协定实质上是投降性质，公布后，对于主战派及江南敌军必起到瓦解作用。协定公布后渡江，表示仁至义尽。对方如有反悔，曲在彼方，我则理直气壮。我方立脚点，必须放在对方反悔上面，必须假定对方签字后不公布或公布后不执行。
果然，20日深夜国民党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声势浩大的渡江战役，正式展开。
另外一个角度的政治就是发动群众。国民党将领李弥就讲：“敌人的政治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会鼓动，把老百姓组织动员起来。我在山东三年和这次作战中看到，敌人担担架、运粮弹、修工事，要人有人，我们这套就不行，所以归根结底我们的政治就是不行。”
军事方式与政治手段相结合，在战场上将会产生更加无敌的力量。1948年10月，蒋介石在北平与傅作义谋划了一出“妙计”：趁中共华北主力在山西和绥远鞭长莫及之际，偷袭石家庄，直捣西柏坡。毛泽东除了在军事上做好严密部署，给予敌人打击之外，在政治上予以揭露。
10月25日至31日，毛泽东亲笔为新华社写了三篇电讯：第一篇《蒋傅匪军妄图突击石家庄》，第二篇《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匪军进扰》，第三篇《评蒋傅匪军梦想偷袭石家庄》。第一篇电讯犹如唱了一台“空城计”，该文发布后傅作义如同一盆凉水从头上泼下，一直凉到脚，他自言自语说：我兵力尚未集结，人家就全部知道了。军事机密不保，偷袭又岂能成功？第二篇电讯发表后，傅作义竟考虑撤军了。虽然蒋介石不见棺材不掉泪，孤注一掷，但也无济于事。第三篇电讯中，毛泽东最后说：“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了，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傅作义偷袭行动完败，使已离散的军心又蒙受了一次重大打击。
四是，团结与协同
进入解放战争后，解放军从过去的游击战转向正规战，而且更多的是大规模、集团化、综合性战役，更加强调战役间、战场间、战斗间的协同，愈发强化上下一致、左右配合、同仇敌忾。
塔山阻击战是锦州战役的重要一环。林彪要求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和四纵司令员吴克华：“完全是一个正规战，绝对反对游击习气，必须死打硬拼，不应以本身伤亡与缴获计算胜利，而应以完成整个战役任务来看胜利。”这等于下死命令，把部队打光了，也不许后退一步。蒋介石则训话说：“这一次战争胜败关系到整个东北的存亡，几十万人的生命，你们要有杀身成仁的决心，这次集中美械装备的优势队伍，兼有空军主战和海军协力，是一定可以消灭共军的。”
国民党军有九个师的兵力，以五个师集中进攻守卫塔山的一个四纵，激战六天，虽从人数上、装备上、海空军资源上，国民党都占绝对优势，但付出了6000多人的伤亡，却未能拿下一个小小的塔山。作战不仅是人数和武器数量的对比，更重要的是谁能发挥出更大的战斗力，而战斗力是由指挥员的战术、士兵的士气和各部队的同心协力等多方面因素组成的。国民党军在进攻塔山过程中数易主帅，互不买账，更谈不上齐心协力。派系林立，勾心斗角，见死不救，从这一角度而言，国民党军队是一支腐败的军队。
平津战役中，敌35军被围在新宝安，傅作义命令第104军前去接应。虽然两军仅相隔4公里，但一直没有救援成功。35军军长郭景云与104军军长安春山素有积怨。郭景云认为104军前来救援，就应该到新保安城接35军走，不然就不走；安春山则为了保住实力，命令停止不前，要郭“无论如何抓住千载一刻的良机果断突围”，突出新保安与他会合。双方僵持不下，贻误战机。而就在双方争吵不休之时，华北第二兵团趁势反攻，迫使104军后撤，35军退回城内。最后，两军皆被我方全歼。
战死淮海战场的黄百韬说：“如果我被包围，希望别的兵团来救。古人说，生则举杯相庆，败则出死力相救。我们是办不到的。国民党是斗不过共产党的，人家对上级指示奉行彻底，我们则阳奉阴违。”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打黄维过程中，中野部队打得非常艰苦，总攻命令中说：“各部应不惜以最大牺牲保证完成任务，并需及时自动地协助友邻争取胜利。”邓小平说：“只要歼灭了南线的敌军主力，中原野战军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可以取得全中国的胜利，这代价是值得的。”中野部队打得相当疲劳，一时不能结束战斗，总前委决定从华野抽调部队加强攻击双堆集的战斗。粟谭于当天回电，调两个纵队的战力外加一部炮兵，“即晚南下”，由陈士榘率领，参加歼灭黄维作战。
五是，打仗与策反
共产党不光在军事战场上强，在另外一个战场就是地下战场、白区战场上，同样出色。两种角色，两个能力，相得益彰，各显神通，彼此配合，事半功倍。
1948年11月18日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队第59、77军，在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沣率领下起义。这次在运河前线的起义，是我党地下党员和华东局国军工作部里应外合的一次成功行动。在其部队配合下，华野山东兵团顺利通过运河防线，切断了徐州“剿总”和正在西撤的黄百韬兵团的联系，为包围黄百韬兵团赢得时间。粟裕事后说：“只要我们在贾汪多呆4个小时，我们的战机就丢失了。”这次起义，对保证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打黄维过程中，85军110师师长廖运周率部起义。早在1946年，晋冀鲁豫分局即派人在该师开展地下工作，成立了地下党组织。廖运周师的起义极大鼓舞了中原野战军的士气，而黄维兵团军师长们都垂头丧气，上下猜疑，互不信任。
渡江战役时，我第十兵团渡江的最大障碍是国民党江阴要塞，但是江阴要塞一炮未发，第十兵团顺利渡江。原来，我们不仅获得了国民党军的长江布防图和作战方案，而且炮台台长、守备总队队长、工兵营长都是地下党员，关键时刻率部起义。
而北京的和平解放，地下党的工作更是功不可没。毛泽东见傅作义的时候，傅作义第一句话说：“我有罪。”毛泽东回答：“你有功，谢谢你。”傅作义说：“我半生戎马，除抗日外罪恶不小。”毛泽东说：“和平解放北平，你功劳最大，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除了策反，情报工作那更是天壤之别。国民党军的情报工作始终处于落后状态，战前我军对国民党的部署和调动情况了如指掌，并根据敌军的变化几次变更部署。而国民党军对我方即将发起的战役行动，几乎一无所知。在济南战役中，南京国防部情报部门方面曾派遣104部电台，企图深入解放区收集情报，但解放区军民严格组织和高度警惕，使国民党队伍无隙可乘。至于郭汝瑰的传奇经历，那更是为后人大书特书了。
六是，前方与后方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于战争而言，兵民是胜利之本。辽沈战役时，在罗荣桓政委和东北局领导指挥下，东北军区后勤部长李富春总抓运输工作，军工部部长何长工负责调运军火弹药，铁路总局局长吕正操负责组织车辆调度。没有这些后勤保障，没有地方上全力支持，辽沈战役不可能成功。
毛泽东说：“生产向前进，生产长一寸。胜利使人欣喜，但目前民力负担很重，要使后方的农业和工业长上一寸，才能适应战争需要。”
敌军军长杨伯涛被俘后回忆：“四面八方，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行人如织，呈现出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支持解放军作战的伟大场面。我以前看到的却是门户紧闭，四寂无人。车上装载着宰好刮尽的肥猪，犒劳解放军。我以前带部队经过这些地方，连一撮猪毛都没见过。十八军的最后败灭，非战之罪，应归咎于脱离人民群众，进而敌视人民群众，在人民群众的大海里淹没了。”
1951年，陈毅在南京会见苏联大使尤金，说到淮海战役就说：“支前民工达500万，遍地是运粮食、运弹药、抬伤员的群众，这是我们真正的优势。人民群众用小车扁担保证了队伍作战。”正如毛泽东所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七是，公心与私利
一支拥有私利、利欲熏心的队伍，是没有战斗力的。利出一孔，方能力出一孔。共产党的队伍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于是便拥有了无穷无尽的力量。与此相对照的是国民党的队伍，贪财于是怕死。
淮海战役时，第九绥靖区司令李延年在海州与南京总统府视察官讨论是撤退还是固守，突然一家盐店的唐经理来找他说，刘峙总司令有电报告诉他，李要回徐州。李问：你怎么知道我要回去？该经理说不要海州了。原来刘峙私下做盐的生意，唐某是他的经纪人。李延年当天深夜才接到徐州撤退的命令，他大为不满：“刘峙看钱财比国家的事还大，这样泄露军事机密，不败何待。”
杜聿明指挥部队于1948年11月29日从徐州撤离，此时他下了严厉命令，严格保密；同时命令徐州警备司令部将徐州公私银行的现金集中随军押运。警备司令部带人到各个银行去查封拿钱，谁知一连走了几家都是人去楼空。按此时间计算，他们的行动比军队还快，肯定事先得到了南京方面的消息。杜拍案大叫：“老头子钱就是命，连泄露军情都不顾，叫我怎么能打胜仗。”
蒋介石1949年3月24日在溪口会见宋希濂时感慨：“军事上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军队的战斗意志太薄弱了。一个师甚至一个军一被共军包围，只有几个小时或顶多一天功夫，就被共军完全消灭。北伐的时候我们有不贪财、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抗战胜利后许多部队完全丧失了这种精神。许多中上级军官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
司徒雷登留守南京，以亲身经历诉说：“共产党人是一个使人痛心的对照。他们完全没有个人的贪污，军队和士兵全有密切的共同生活，简朴而勤劳，受到严格的纪律训练，差不多对于民众完全没有不应有的举动。他们的士气甚为旺盛……”
战争、军事、打仗，本身就是一种管理，其中管理精髓、运营实质，不仅战时，而且常态，皆有用，均有效。兵书的本质，乃管理学。我们的每一名律师，特别是合伙人们，尤其是管理合伙人，都应该从这些打胜仗的故事中，悟出一些心得，收获一些体会，学到一些知识，借鉴一些经验，把我们自己的业务做好，努力争取天天打胜仗。
四、我们向大人物学习点什么
22年岁末，两件事让我们印象深刻，两个人使大家难以忘怀。一是世界杯阿根廷夺冠，梅西封神；二是敬爱的江泽民同志永远离开了我们。
官方对江泽民同志的评价，民间反映亦极为一致。从我们老百姓的视角，且不说江泽民同志通晓中外、学富五车、多才多艺，的确，这不是什么人都能达到的境界，但是，有一条却值得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学习，那就是对“学习”本身的态度。
在江泽民同志这里，学习是一种生活方式。“学而时习之，不以乐乎。”“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对知识的追求，是一种渴望、一种渴求，正可谓“朝闻道，夕死可矣。”
同时，这种渴望和渴求，是人生中一种喜欢的事、热爱的事。正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而在学问面前，又是如此虚怀若谷。“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可以这样讲，在江泽民同志身上，闪耀着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万丈光芒！
除了“学习”，我个人觉得，第二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品格是“自省”。自省，对一名普通人而言本来就是难能可贵的了，对于一位领导人而言，岂能用伟大二字足以描述！
《江泽民在上海：1985-1989》一书，客观披露了很多曾经在上海人身边发生的事情。
1987年12月10日清晨，上海发生陆家嘴渡口事故，死亡16人、受伤76人。上海主管和代管的副市长主动向市委市政府写书面检查，作自我批评。时任市长江泽民同志说：“有自我批评就好，我也要做自我批评。”87年岁末迎新之际，上海爆发甲肝，分管卫生工作的谢丽娟副市长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在谢丽娟副市长自我批评材料上，江泽民同志写到：“我平时对这方面工作关心注意不够，没有经常提到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上去认识，从而发挥群体力量去贯彻。我作为市的主要负责人，应负领导责任。”
在半个月后的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江泽民同志代表市政府在向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用相当篇幅查找了政府工作中存在的不足，特别在安全工作方面，对陆家嘴渡口重大伤亡事故和甲肝爆发流行，使人民生命和健康遭受很大损失，造成了严重后果和影响，感到心情十分沉痛，再次做了检查，表示市政府负有领导责任，并提出了具体的整改目标和措施，请人大代表审议。接着在市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又坦诚地说：“对上海甲肝流行和陆家嘴渡口事故，我要做自我批评，希望政协委员们今后不断加强民主监督。”
自省，不光体现在自责上，关键还要真正整改，接受教训。上述会议后，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整改措施，改善一批轮渡站及通道，着眼解决过江难问题，加快建设延安东路越江隧道；建立市食品安全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对食品卫生等统筹管理和协调；抓紧制定和修订安全生产责任制、食品卫生管理等一批城市安全管理方面的办法；建立各级生产安全、交通安全责任制；在全市进行生产安全、卫生防疫等方面的教育；充实执法队伍，提高管理人员素质等等。
古人云：“过，则勿惮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过；更也，人皆仰之。”
在处理上述两件事情中，作为市长的江泽民同志在对待市政府班子成员的责任上，表现出一个班长应有的博大胸怀、高风亮节。代管交通工作的倪天增副市长对于陆家嘴渡口事件做自我批评时，江泽民同志认为：“倪天增同志的工作还是兢兢业业的，大家都应当从这次事故中吸取教训。”而甲肝爆发后对谢丽娟同志的自我批评，江泽民同志说：“谢丽娟同志平时工作勤勤恳恳，甲肝流行后做了大量工作，效果是显著的，防止了第二个高峰的出现。”
还是孔子说的好：“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第三个值得我们老百姓学习的品格，我觉得是“实在”。做人实在，办事实在。满腹经纶的人，易被指责为假；出口成章的人，总被人说成大；多才多艺的人，多被理解为空。而这些特点如果能够和实在、靠谱、扎实的优质结合在一起，那就是优点、优势、优越，便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绵延不绝的魅力。
在上海市时，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要少说空话，扎扎实实从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出发，少花钱，多办事，每年限时完成十几件人民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最大限度解决市民的后顾之忧。每年所办实事，第二年年初要公布结果，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检查。专家评论到：上海办实事起到了雪中送炭、凝聚人心的作用。实施工程成为上海市民的民心工程、改革发展稳定的基础工程、上海两个文明建设的示范工程。
这些事情不是单纯的一件小事儿，而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大事业。关键在于，这些事都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身边事，都是在市政府广泛调查研究征求意见基础上形成的具体事，而且是完成后要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实在事。
在处理办实事过程中，江泽民同志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说要处理好四个关系：一是治标和治本的关系。既要解决眼前的困难，又要看到长远的利益：既要着眼于长远，又要着手于当前，用战略的眼光来选择恰当的近期目标。二是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既要在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上开绿灯，又要使各项工作有机结合、协调发展。三是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要突出重点，既要尽可能多办一些，又要考虑财力物力有限，不能把战线拉得太长，以保证施工质量、工程质量；既要高标准严要求，又要从实际出发，留有余地，量力而行。四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既要把办实事的规模放在全市计划的盘子里，不能随意突破国家下达的投资规模，又要从实际出发，允许在局部、在进度安排上有所调整。
我们经常讲，做事情“既要”“又要”“还要”，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从哲学的角度瞻前顾后、统筹谋划，是可以做到上下齐心、左右平衡、协调各方、事半功倍的。的确，做实事，既要强调初心，又要讲究艺术。
我们从“时政频道”转换到“体育频道”。不过，在这里我说的“时政频道”也好，“体育频道”也罢，其实本质上都是“人文频道”。
世界杯大赛完美拉上帷幕，如同汹涌般潮水退去，球迷们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梅西封神，众望所归。中国球迷，尤其如我这般年龄从82年开始就看世界杯者，对巴西队阿根廷队甚是欣赏、尤为青睐。而对于南美天才球星，甚至达到了无原则喜爱的程度，如“坏孩子”马拉多纳，当然还有“好孩子”梅西。
梅粉遍地，尤其近来赞梅文章铺天盖地。励志故事自不必说，可歌可泣难能可贵。但可敬、可赏之后，还应可学：向梅西学上几招才是。当然，非学球技，亦或功业，而是学作风、学品格；同时，人生道路无从学起，职业生涯高攀不上，还是要学其生活点滴、学其行为具体。
我觉得首先是“不避责任”。
还是从法阿决赛说起。这场比赛可谓大张大合，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惊心动魄。如果阿根廷2:0取胜，只是对手表现失常，难显梅西及阿队英雄本色；而如果2:2被追平后难以力挽狂澜，最终胜局不保，则梅西又将是英雄末路，难敌天选之才。领先，被追平，再领先，再被追平，点球决胜，激烈乃至惨烈。此情此景下最终夺冠，才更令人荡气回肠，才属历经风雨沧桑之后终于洗尽铅华修成正果，才是一场水银泻地般令球迷享受窒息一样快感的史诗级决赛。天佑梅西，如愿以偿。
从技术角度分析，球星的作用，于关键时刻一剑封喉；团队的力量，乃基本面上中流砥柱。而令我们值得关注的是，梅西不是一般的明星，而是绝对的灵魂。“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之所以“众星共之”，是因为“为政以德”。从此而言，梅西，不仅技术无以伦比，德行也是卓越出众，可谓技德俱佳、德艺双馨。
许多细节值得我们品味。决战前，梅西与队友们围拢一起，给大家做动员：我们团队团结得非常好！45天我们四处奔波，在酒店隔离吃饭，45天见不到家人。马丁内斯女儿出生，但见不到她，也没法抱她；CHINO也有了儿子，但只看了一会儿。这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这个时刻！因为我们有一个目标，要靠自己，自信、冷静地走向赛场，把大力神杯带回家！
短短的战前动员，有目标激励，以情感鼓舞。任务明确，那就是赢得胜利；手段清晰，那就是自信冷静。不得不说，看似木讷的梅西，其实是一个做政治思想工作的高手。
大家在看决赛时肯定注意到了这个镜头：伤停补时读秒阶段，法国队获得绝佳单刀机会，阿根廷门神马丁内斯伸腿一挡，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了法国队的绝杀。有个小视频如此解说：这一挡，成就了一个新时代，梅西封王，幕后英雄就是他！可能很多人没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荷阿点球大战后，当队员们欢呼雀跃奔跑呐喊时，梅西却悄悄来到了扑出两个点球的马丁内斯身边。娇小的梅西被高大的马丁抱着的镜头，令人感动不已甚而喜极而泣。无怪乎网络上这样说：马丁内斯是上天赐给梅西的最好礼物。马丁直言：“为了梅西，我愿意付出一切。”梅西却说：“没有他，我拿不到世界冠军。”
何止马丁，还有德保罗。28岁的德保罗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数据统计说他是阿根廷队跑动距离最多的队员，正是他的积极跑动，扯开一个又一个的口子，让梅西跑得更到位、踢得更舒服，给梅西拉开进攻空间、创造进球机会。媒体甚至说：“他在场上场下都处处维护着梅西，不负梅西保镖的称号。”
可能有人觉得，梅西所进七球中有四粒点球，进而影响他的进球质量。其实，我的观点恰恰相反。众目睽睽之下罚射点球，那可真的是压力山大。南美球员技能再高，大明星射失点球的例子也不在少数，82年世界杯济科、苏格拉底皆如此。因此，当梅西从容走向罚球点时，是如此义不容辞，又是这般当仁不让。某种角度而言，这是作为队长的一种巨大责任，是一个无法抗拒的担当。
有足球评论就这样写道：核心必须要在关键的时刻站出来，承担最艰巨的任务和决策，不仅要攻城拔寨不断地鼓舞士气，还要承担罚点球这些最容易被喷的任务。如果核心在这个时候退却了，那么团队力量可能会在瞬间崩塌。无疑，梅西就是阿根廷队当之无愧的核心！
这种担当，不是用重量把自己压垮，而是以重责使自己更加坚定，于是更加冷静，更加镇静。对梅西而言，不仅仅是在决赛时主罚第一个点球的那一刹那，而且更是在两度被对手追平时的逆境形势下。以平静，拿出平常；以技战术平常，抵制住重压下的发挥失常。灵魂人物，那就是绝对主力，统帅全队作战形成合力，从而最终取得决战胜利。
领导力，表现为权力与权威，而本质上是一种责任，精髓里是一种担当。以责任凝聚人，以担当引领人，发起一种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气势、造就一个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的形态，创伟业，成大事。
其次，我觉得就是“绝对自律”。
绝对自律是有前提的，那就是热爱它、认准了、更爱它！且不说梅西从11岁开始就因患垂体性侏儒症注射生长激素的皮肉之苦，也不说梅西父亲带着录像带遍访球队试图敲开一扇窗但却处处碰壁而带来的心灵创伤，亦无需提一个少年远离故土住在西班牙的拉玛西亚（农舍）里日复一日训练的身心残酷，其实这些过往本身就足以构成梅西励志故事的内核。只言他自己的那句话：“我用了17年114天才完成了一夜成名。”这是梅西2004年17岁时踢的生平第一场正式的西班牙甲级联赛，正是在这场比赛中，他为巴萨成年队踢进第一个球，同时打破了巴萨队史上最年轻出场球员和进球队员的记录。
2014年7月13日，巴西里约热内卢，世界杯决赛颁奖仪式。此刻，梅西走近大力神杯，炯炯目光凝视着，充满期望、渴望、热望，此情此景打动了无数人。照片并没有拍到他的手，我相信，他一定是握紧了双拳；摄影师拍不到他的脚，我相信，他的双脚一定在紧紧地抓着地。这种渴望，意味着一种执着；这种执着，彰显了绝不放弃。
对目标的不放弃，某种角度决定了对过程的要求、对自我的约束。其实，任何一种职业的成功，都需要这种职业自律，对于吃青春饭、干体力活的职业球员而言，更是如此。再进一步深入观察梅西，我们会发现这种自律，不仅是一种自我的职业素养，也需要科学的指导、更要求团队的协同。从这一角度来说，所有的自律与他律是默契的、共振的，是共建的、共赢的。
外媒报道，2008年3月一场比赛中，梅西左腿第三关节股二头肌撕裂，伤停6周，这是他两年来第三次重伤。巴萨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研究发现他的肌肉块是由爆炸性纤维组成的，和短跑运动员的肌肉块很像：这些肌肉给他带来了速度，但也总是有着会突然断裂的风险。这些肌肉损伤虽都不是巧合所致，但与梅西爱吃比萨、汉堡包、炸鸡排、甜蛋糕有关。队医建议：为了让自己的身体完美运转，就需要调整你的生活方式。于是，加上系统化、有针对性的训练，改变饮食结构后的梅西就很少再受伤了。
这种自律，不仅是对身体的自律，还有对自己技能或者说能力展示的自律、技术发挥的自律。专家就这样评论：有冠绝天下的技巧，但无心炫耀；比起已臻完美的个人技术，他更在意有大局观的战术。
足球人士评论：梅西没有沉溺于“过人如麻”的乐趣之中，他匪夷所思的过人技巧，和上演世纪进球的奔袭能力，都是在为整个球队的战术服务。从这一角度而言，梅西是深谙足球运动规律，并因此适应、顺从这一规律的。用毛主席的话说，“既要好看又要好吃”。足球场上，当然要展示美的一面，但取胜更加至关重要。
也正因为如此，梅西的运动寿命长度之长令人叹服。技术人员分析，通常天才型的球员要么被伤病找上门(如卡卡)，要么被自己情不自禁地荒废(像小罗)，也有可能两者兼而有之(类大罗)，无怪乎天才型球员昙花一现者居多。并非时间格外优待和眷顾梅西，只是说伟大球员自有伟大之处，因势而变，因势利导，顺势而为！
随着年龄的增长，梅西的爆发力、体能、长距离奔跑能力远不如从前，但触球的球感、重心的保持、步频调整和无球意识，不仅不会被年龄冲洗掉，而且越老越辣，越老越妖，更加炉火纯青。因此，自己的超级天才技能服从和服务于整个球队的技术战术，以及因时因势而变阵无数进而保持甚至更加优化、强化自己，于是立人达人，带队胜利无数。
第三，我的理解是“做个好人”。
人们常说，一个人对待“过去人”“普通人”的态度，是检验一个人人品的试金石。令人感动的是梅西对他的师长，或者说亦师亦兄的队友的情义，这个人是小罗。多年前的经典场面，令人至今记忆犹新。在对战阿尔瓦塞特的比赛中，小罗从前腰位置用脚背把球传到对方防守队员的身后，在球弹地一刹那，梅西用一记精妙的吊射攻破对方大门，攻入了他西甲联赛第一个进球。梅西张开双臂狂奔！小罗跑过来，弯下腰，让梅西跳到了自己的背上。画面定格，顿成不朽！不过，小罗命运多舛，出狱后去看梅西比赛。在王子公园球场两人热烈拥抱的镜头，令多少球迷尤其是成年男人，感动得泪目。
真正令人臣服梅西的是，在这次世界杯决赛取胜后球场上热烈拥抱“被打假的妈妈”——球队厨师的场景。听到身穿阿根廷球衣的大妈呼喊，梅西毫不犹豫回身深情拥抱。有媒体说，这个拥抱“满满的柔情和爱意”。正因如此，一开始大家说这是梅西的母亲，其实还真的不是，她是厨师法里亚斯，为阿根廷国家队做了四年的饭。的确，梅西拥抱法里亚斯的时候，就像拥抱自己的母亲一样，那么真挚，那么真诚，也可以说那么平易近人，那么和蔼可亲。有一个小视频说的好：为什么姆巴佩成不了梅西？因为，姆巴佩一直想着要做一名世界最佳球员，而梅西却始终想做一个好人。
五、苏东坡的“微信朋友圈”
最近一个时期，易公子的小视频很流行。等待“阳康”期间，我认真学习了一下，她的谈话主题以苏东坡为最多。今年跨年演讲，吴晓波开场提到的也是苏东坡：“2022年的国民偶像是谁？我会选一个人，苏东坡。”他特别引述苏东坡“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进而表达，“我们没有办法拒绝风雨，怎么办呢？调整心态，调整行为，直面让我们狼狈的人生。”
几乎每年年会，我都会谈到苏东坡，有时候略提，更多时详讲。今天我们也说了不少的苏东坡了，于是我想延伸一下，说说苏轼的“微信朋友圈”。
先说其父，再谈其弟。
康震教授分析说：苏洵名气大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培养了两个杰出的儿子；二是名列三字经，成为大器晚成的榜样。《三字经》如此记载：“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
苏洵曾书《名二子说》一文，他从苏轼苏辙两兄弟的名字说起，告诫他们做人的道理。之所以给老大取名轼，就是提醒他才华横溢必然会锋芒毕露，锋芒毕露必然会招致忌恨暗算，所以今后要收敛锋芒，像车轼一样，虽然身处车子的显要地位，却要善于掩饰保护自己。而辙，是车轮的痕迹，车子跑得快与其无关，车子翻倒了也与其无关。车辙，处于福祸之间，所以老二未来应不会受到伤害。
在苏洵的指导下，苏轼兄弟从小饱读经史百家之书。苏辙回忆说：“惟我与兄，出处昔同。幼学无师，先君是从。”苏轼十来岁时就写出了“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这样的警句。当然苏洵不只是苏轼苏辙读书的老师，还是他们从政的导师。于是出川入京，遍访高层，然后兄弟二人科举考试大获成功，此乃后话。
苏轼有两首流传甚广、我们耳熟能详甚至倒背如流的诗词：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其实此二巨篇，都是苏轼写给弟弟子由的。前一首题目就叫《和子由渑池怀旧》；而后一首有小序写道：“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因“乌台诗案”，苏轼狱中与弟诀别，兄弟之情感人至深：“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虽然苏轼大难不死，却颠沛流离，与弟聚散循环、聚少散多。“庭下梧桐树，三年三见汝。……起折梧桐枝，赠汝千里行。重来知健否？莫忘此时情。”“时来与物逝，路穷非我止。……相逢山谷间，一月同卧起。……望道虽未济，隐约见津涘。从今东坡室，不立杜康祀。”
聚散两依依，这绝非是兄弟二人的心愿，他们相约的是：尽早退休，闲居相从，对床而眠，同听夜雨。“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
兄弟二人，相互提携，彼此欣赏。苏轼说：“子由诗过吾远甚。”“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苏辙则言：“少年喜为文，兄弟俱有名。世人不妄言，知我不如兄。篇章散人间，堕地皆琼英。凛然自一家，岂与余人争？”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何等人士令苏轼此等天才如此柔肠百结，肝肠寸断，泪水千行？结发之妻王弗也！王弗沉静聪慧，“敏而静”。东坡读书，“则终日不去”，而“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世间有如此之妻，方能使苏轼写出“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样文学史上第一等的悼亡词。
而苏轼流传千古的名篇《后赤壁赋》，则与他的患难之妻王闰之那一壶美酒有关。王闰之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于是苏轼与朋友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美篇就这样诞生了：“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王闰之与苏轼共同生活26年，经历了苏轼在朝为官、八年外任、遭贬黄州、返回朝廷等各个时期，她安于忧患，穷而不怨，富而不骄。闰之离世，苏轼悲曰：“已矣奈何，泪尽目干。”苏轼人生中，还有一位侍妾王朝云，名气更响，苏轼对其着墨也更多。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苏轼此篇《蝶恋花》并非为朝云而作，但每每朝云演唱此词，却泪满衣襟，尤以唱至“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一句，定泣不成歌。此举应验了我们现在常说的一个词：“懂得”。的确，她是苏轼的红颜知己、灵魂伴侣。有故事说：东坡酒足饭饱，拍拍肚子问大家，你们说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啊？有人讲是锦绣文章，有人说乃满腹经纶，只有朝云笑曰：“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东坡大笑。东坡《朝云诗》有曰：“不似杨枝别乐天，恰是通德伴伶玄。……丹成随我三山去，不做巫阳云雨仙。”
康震教授就评价：王朝云和苏轼的确已经超越了旧时一般的姬妾与家主的关系，达到了同志同道者的境界。
以上皆为苏轼家人，接下来说说他的徒与师。苏东坡是大师级的人物，既为大师，则从者甚众，而其中必有共患难、同命运的子弟兵。“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正是此等弟子，这是指黄庭坚、秦观、张耒、晁䃼之，另加陈师道、李廌。康震教授分析到：苏轼与其弟子相互欣赏、志同道合，其核心原因有二，一是文学，二是道德。
非常有意思的是，师徒多人，和而不同，各具特色，风格异然。晁补之曾写诗赞誉黄、陈、张、秦四人曰：“黄子似渊明，城市亦复真。陈君有道举，化行闾井淳。张侯公瑾流，英思春泉新。高才更难及，淮海一髯秦。”张耒有《赠李德载二首》亦云：“长公波涛万顷海，少公峭拔千寻麓。皇郎潇潇日下鹤，陈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丽纾桃李，晁论峥嵘走珠玉。”
也正因如此，苏子门内宽松包容，和谐融洽，愉悦有趣；他们都有君子操守，大节不亏，有信念，能坚守；彼此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苏轼特别喜欢秦观，秦观科举考试不中，苏轼在被贬黄州后，无官无权，还是给退居南京的王安石写信，希望王安石向朝廷举荐秦观。“才难之叹，古今共之。如观等辈，时不易得。”要知道苏轼和王安石刚刚相逢一笑泯恩仇，就忙不迭地请他帮忙举荐秦观。
六君子中年纪最小的陈师道曾经在徐州任州学教授，苏轼出任杭州知州路过河南商丘，陈师道专程来为苏轼饯行，结果因擅离职守而被弹劾去职。陈师道却说：“一代不数人，百年能几见？”因此丢官，决不后悔！
说完徒弟谈师傅。人非圣贤，岂能无师。在苏轼成长成才路上，自然也少不了高手指点、恩师提携。在此过程中，欧阳修无异于其忘年之交、伯乐恩师。欧阳修比苏轼大29岁，仁宗年代主持礼部贡举，倡导平实文风，苏轼兄弟因此契机高中进士。欧阳修对苏轼评价甚高，而举荐亦不遗余力。他曾写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他对自己的孩子说：“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欣赏之情溢于言表。此时的欧阳修，正是文坛盟主，大红大紫，其对于后辈如此褒奖，是何等的博大胸怀。
苏轼自然感恩戴德，盛赞欧阳修是一代士林之领袖。他评价欧文：“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可谓文高盖祖，高山仰止。专家评判，欧苏之间薪火相传，此乃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一段佳话。专家又说，这也算是忘年之交的最高境界了。
欧阳修的确乃一代宗师，夸奖提携青年才俊信手拈来。有一次，他写了这样一首诗：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拂旧弦。
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罇酒曷留连？
这一年的欧阳修49岁，三品大员，风光无二。被其夸者，乃一年轻人，其实年龄也不算太轻了，时年35岁，但确是一名小角色：“群牧司判官”，通俗来讲类似《西游记》里的弼马温。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此人却不卑不亢，委婉拒绝：承蒙厚爱，不胜感激，但人各有志……回诗《奉酬永叔见赠》曰：
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
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
抠衣最出诸生後，倒屣尝倾广座中。
只恐虚名因此得，嘉篇为贶岂宜蒙。
被牛人点赞，当然属牛；但被牛人点赞却不因此所动，那是牛上加牛！不过此人的确很牛，又很拗，被时人称为“拗相公”。对，此乃王安石王介甫也。上述欧阳修之诗，即题为《赠王介甫》。
说到欧王关系，这只是引子，重在引出苏王恩怨，由此，说一说苏轼与他的“仇人”们。首先，自然就是王安石。
苏王二人有“宿怨”。早年苏轼苏辙举科制时，王安石拒绝为苏辙撰写任命制书。其理由是“意其右宰相，专攻人主，比之谷永”。意思是说苏辙的文章拍宰相马屁，把过错推给皇帝乃至指斥后宫。此事乃一场宋史公案，宋仁宗司马光（考管）韩琦（宰相））皆为见证。
苏王二家有“世仇”。苏洵有一名篇《辨奸论》，把王安石自认为君子的行为方式定性为“奸”：“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
更重要的是，苏王二官是“政敌”。“政见”不同，分属“两党”。苏轼给宋神宗写了一封万言书，对王安石变法提出批评，认为变法离散了人心，搞坏了民风，松弛了纲纪。后来又写了一篇《再上皇帝书》，火力更猛，言辞更凶。虽然神宗仁厚，但王安石不依不饶，于是苏轼被贬离京不可避免。
然而，令世人津津乐道的，于某年某月某一天，经过“乌台诗案”、黄州贬居、庐山访禅的苏轼，元丰七年在江宁府，竟与王安石和解了。苏轼作《次荆公韵四绝》之三曰：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王安石死后，苏轼奉旨撰写《赠太傅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
有人评价说，苏轼和王安石能够和解，是因为他们彼此都不会再给对方造成威胁，相反他们有了共同的敌人，就是王安石在位时破格提拔起来的所谓“新进小人”。有一句话不是这么说嘛：在人类历史上，共同的恨比相互的爱更容易让人化解成见、缔结同盟。
这种评价给予王苏和解以功利性的解释，应当说，并不那么确切。毕竟，与王安石的和解，只是苏轼人生中和解的案例之一，虽然它是最为轰轰烈烈、引人关注的，但确不是唯一。因此，这便涉及价值观、善恶观的问题了。或许诚如东坡所言：“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世人皆知苏轼被贬的故事、入狱的悲剧、贬居的磨难，但大家可能还真的没注意这样一个细节：致他不幸甚至对他百般磨难的那些人，其人生结局如何，或者换一个角度，苏轼与他们的人际关系最终如何？
大家都知道苏轼遭遇“乌台诗案”，而此案最初竟与沈括有关。对，就是那个科学家沈括，我国最早对活字印刷的记载者。在杭州考察工作时，他竟把苏轼的诗词抄了一遍，如“放大镜”般发现问题，径向宋神宗举报。对苏轼伤害最大者名叫李定，是御史台长官。正是他弹劾苏东坡并主持“乌台诗案”审讯，置苏轼几乎于死地。就是这两个苏东坡的“敌人”，而且被后人认定的“坏人”，竟最终获得苏东坡的原谅。
元佑年间，苏东坡“知杭州，括闲废在润，往来迎谒恭甚”，两人关系改善了起来。元丰年间，苏东坡到登州做知州，经过青州时与李定见面。《苏轼文集》有此记载：“青州资深，相见极欢。今日赴其盛会也。”可见双方亦终得和解。
还有一个与苏轼曾经为友后为敌手的“坏人”，名叫章惇。早年二人交好时，苏轼称其“杀人不眨眼”，竟一语成谶：就是他在宋哲宗时期执掌朝政，把苏东坡一贬再贬，最后贬至海南，恨不得置其于死地而后快。不过，该人后被“请君入瓮”般地被贬至雷州，惨遭嫌弃。章惇之子章援致信苏轼述说相关情形，东坡回曰：“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一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故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表达了对过往之“致仇”的关心，无疑于心间已与对方冰释前嫌。
普通人之间的和解实属不易，而政敌之间的和解更是属于伟大的和解，甚至是伟人间的伟大的和解。与对方和解的前提，是自己和自己的和解，只有内心足够强大，只有人生足以自信，方能如此。和解，不仅是一种为人风格与处事姿态，更是一种人生智慧与生存能力。相逢一笑，风清云淡；恩仇过眼，海阔天空。
柳永一曲《望海潮》，尽述宋仁宗年代之豪奢与繁华：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于是，我们聊聊苏轼的君主宋仁宗。宋史研究者、知名历史作家吴钩就说：君主其实是一种政治制度。因此，我们说苏轼与仁宗的关系，其实是在看苏轼所面临的政治制度、所遇见的人文氛围、所身处的历史环境。从这一角度而言，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这种制度、这类氛围、这个环境。
吴钩所著《宋仁宗：共治时代》这本书开篇就讲，宋仁宗赵祯，“可谓是一位在位时间很长、存在感却极低的皇帝。”时人就说：“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民间文人编造故事从不把宋仁宗当主角，例如“狸猫换太子”，例如《水浒传》，充其量，仁宗甘当背景板、出演路人甲。但问题在于，赵祯离世后，“城内军民以至妇人孺子，朝夕东向号泣，纸烟蔽空，天日无光。”王安石描述，仁宗皇帝“升遐之日，天下号恸，如丧考妣。”
文学界“唐宋八大家”，竟六位为北宋人：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他们皆于仁宗朝代登上历史舞台，其他还有柳永、晏殊、梅尧臣等等……学术界，百家争鸣：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科学界，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出现在仁宗时代，知名的沈括、毕昇就成长于此……政治家，更是群星灿烂：百姓最熟知的就有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包拯……
难怪苏轼有言，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收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苏轼又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天圣、景祐均为赵祯年号。
后人经过仁宗安葬的永昭陵，感叹不止：“农桑安业岁丰登，将帅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归梦想，春风和泪过昭陵。”元人修《宋史·仁宗本纪》，评赞曰：“《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一个“仁”字，是史家对赵祯的盖棺定论，是儒家对君主的最高评价。明代名臣张居正给年幼的万历皇帝编撰《帝鉴图说》，择上自三代圣王、下迄两宋君主“善为可法”者，集成“圣哲芳规”八十一则，其中来自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的事迹最多。无疑，此三位皇帝是最值得后世君主效仿的圣君。
对苏轼苏辙兄弟而言，仁宗亦可谓虚怀若谷，对其有知遇之恩。嘉佑六年，苏轼兄弟参加制举，仁宗御崇政殿亲自策试。23岁的苏辙血气方刚，洋洋洒洒6000余言，其中不乏“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之极端之语，众曰其出言狂诞，小苏亦“自谓必见黜”。然仁宗皇帝异常清醒：“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下诏录二人为官，从此苏轼苏辙开启政治生涯。多年以后，曹太后告诉孙子宋神宗：“吾尝记仁宗皇帝策试科举人罢归，喜而言曰：‘朕今日得二文士，谓苏轼苏辙也，然吾老矣，虑不能用，将以遗后人。’”
环视“苏轼的朋友圈”，我觉得，这就是大智慧的苏轼，深怀超凡的“连接”能力，接天连地，吸纳天地之精华，吞吐万物之灵气，成就自我，达人美人，造福同类。这是一种可谓卓越的人生格局、处世气魄、生存智慧、发展能力！
众星拱月、星光灿烂，月明星密、交相辉映，共塑人间美好。读过的书，经历的事，遇到的人，都是自己的人生财富，滋养自身、浸润本我，于是更加丰富、丰满、丰厚起来。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今世之人，每一个平凡之人，皆如此！
六、让历史告诉未来
今天，我们品了很多人，说了很多事。这些人、这些事，都是过往之人，且乃过去之事，均为前人、皆为故事，属于历史。的确，我们“辞旧迎新”之时，却总是喜欢讲过去的事情，故人不忘、旧事难辞。
董仲舒《春秋繁露》中有言“道往而明来”，丘吉尔的话无疑是为其作现代文字的翻译：“看得见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总书记说的好：“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了解历史才能看得长，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当然，我们在学习前人、借鉴历史时，既不应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也不该有虚无主义倾向；既不必停留在细枝末节，也不可只注重现象表层；避免局限性与断代式，摒弃庸俗化与戏说式；而应通贯、通透、通达地以大历史观来把握，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发展规律，提升我们的预见性，坚定自己的意志力。
在强化历史学习中深化历史认知，在深化历史认知中深化历史自觉，在深化历史自觉中把握历史主动，在把握历史主动中坚定历史自信。是的，我们要坚定历史自信，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在新征程上以新精神新样子走好自己的每一步！
如同今年年会的主题词：“春和景明，奋跃而上。”于是，明天会更好！
参考书目:
《嵇康传》，王晓毅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8月第1版。
《诗里特别有禅》，骆玉明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
《唐诗之美》，蒙曼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12月第1版。
《诗家十讲》，方笑一著，东方出版中心有限公司，2021年5月第1版。
《再见那闪耀的群星：唐诗20家》，景凯旋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11月第1版。
《安身立命：大时代中的知识人》，许纪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第1版。
《兵以诈立：我读孙子》，李零著，中华书局，2012年1月第1版。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
《决战：东北解放战争 1945—1948》，刘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7月第1版。
《决战：华北解放战争 1945—1949》，袁德金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7月第1版。
《决战：华东解放战争 1945—1949》，刘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7月第1版。
《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金冲及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6月第1版。
《战上海》，刘统著，上海学林出版社，2018年12月第1版。
《无冕元帅·一个真实的粟裕》，张雄文著，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第2版。
《中国秘密战·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纪实》，郝在今著，金城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解放军为什么能赢·写给新一代人看的军史》，徐焰著，广东经济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
《江泽民在上海：1985-1989》，明锐、逸峰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
《康震讲三苏》，康震著，中华书局，2018年1月第1版。
《苏轼10讲》，朱刚著，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7月第1版。
《庙堂与江湖：范仲淹传》，滕非著，现代出版社，2022年4月第1版。
《宋仁宗：共治时代》，吴钩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4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