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的岁末,当我坐在剧院里,音乐剧《悲惨世界》序曲《Look Down》的前奏低沉奏响,泪水便不由自主地决堤。那不仅仅是因为音乐的震撼,更因为这部作品,曾是我职业艰难时刻的慰藉,正如那本原著小说,曾陪伴我度过人生中最艰难的成长期。时隔多年,当书页再次翻动,那股穿越百年的力量,依然能透过纸背,重重地将我击中。
作为法兰西文学的巍峨丰碑,《悲惨世界》以一种宏大的浪漫主义悲悯,通过冉·阿让的命运,铺陈开一幅苦难与救赎的画卷。为了半块面包的罪愆,十九年的苦役,半生的逃亡。米里哀主教赠予的银烛台,熄灭了冉·阿让心中对这不公世界的满腔怒火,让他撕碎了那张桎梏身份的“黄色通行证”,在法律与良知的夹缝中,背负起抚养芳汀遗孤珂赛特的重责。
初读此书时,我身处香港,刚刚获得法律学位,投身于首份律所工作。那时的我,披星戴月,生活被结构化地切割,一切皆在条款与规则的框架之内。我曾深深折服于西方政治哲学中基于人性本恶的判断而建立的严密规则和制衡体系,因此,我可以毫无障碍地理解沙威——那位秩序的坚定捍卫者。然而,雨果却用这本巨著告诉我:在冰冷的律法与制度之外,推动人类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是一股更为磅礴的力量——那是源自人性底层、最朴素的善。正是这种善,让人类一次次逃离苦难的深渊,向着光明攀升,而不总是将力量花在消解人性的恶上。
雨果不仅描写了世界的悲惨,更不吝惜给予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局:珂赛特与马吕斯的爱情。那是在鲜血、泥泞与苦难中开出的一朵花,娇艳美好,纤尘不染。然而,在此次重读中,在这个看似完美的结局里,我却读出了一丝与过往不同的沉重与反思。
雨果似乎认为,只有这样极致纯净、不谙世事的爱,才配得上冉·阿让、芳汀、安卓拉以及所有在黑暗中牺牲之人的让渡。但在我看来,这种纯净若是以“无知”为代价,便显得过于脆弱,甚至残酷。
珂赛特并不知晓,她如锦似缎的贵女生活,是母亲芳汀用尊严与生命换来的哀求与牺牲;马吕斯也不曾知晓,当他在革命前夕纵身情爱时,他的同伴们正为了理想流尽最后一滴血。甚至在冉·阿让临终前,这对年轻人差点连救命恩人的手都来不及握住。这究竟是善的传承,还是被溺爱包裹的遗忘?
如果“善”必须是温室中的兰花,如果“喜悦”必须以隔绝“悲伤”为前提,那么这种善与喜,未免太经不起推敲。真正的美好,不应是脱离现实背景的真空珍品,而应是扎根于泥土、感受过疼痛、有血有肉、有慈悲亦有敬畏的生命力。
因为珂赛特不知苦难,便不懂得感恩养父的深沉;因为马吕斯不知牺牲,便可能在安稳中淡忘革命的初衷。这种被刻意保护的“无知”,或许正是未来灾祸埋下的种子。如果我们向往和保护的善良,是不能沾染甚至不能知晓世间还有恶、还有悲的,那么,忘掉恶与悲的世界,离真正的恶与悲,或许只有一步之遥。
善与恶,悲与喜,从来都不是截然相隔的孤岛。我们阅读《悲惨世界》,不仅是为了感动于那份烛台的光亮,更是为了警醒:真正的救赎,不是遗忘黑暗,而是直面黑暗后,依然选择传递那份沉甸甸的爱。
惟有知晓风雨,方能守住晴空。这,便是我此刻读到的,《悲惨世界》。
廖理琳
国浩数字经济业务委员会暨法律研究中心秘书长、国浩北京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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