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俊普：蛇隐马跃又迎年

年节已近，年味渐浓。想到时光轮转，一年将尽，难免感时喟命，忆旧怀乡。试赘数题，以迎新春。

如果能设身处地，设想一下文明曙光照拂之前的先民，想想他们在历法和纪年出现之前，如何熬过那些漫长的混沌岁月，可能会体悟到岁月的计量对生命何其重要。推测人类在形成“年”的概念之前，应该是先从寒来暑往的循环交替中，感知到了日子的周而复始。有了“年”的时间单位，人类才拿到一根丈量生命和历史的尺子，亘古的混沌才有了清晰的标注。

咱们中华老祖宗有智慧，早在殷商时期就开始使用十天干、十二地支，但那时还不是用于纪年，而是纪日。干支纪年要到东汉章帝才开始。年份绑定动物，赋予了形象，从此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图腾或吉祥物，甚至由此逐渐翻腾出种种互动的花样，这是年给我们的文化附赠。

年属于农业社会，年连着人类的故乡。

人们都在感叹，年味越来越淡了。这话已经说了二三十年，或许用不着再过二十年，怕是连年味二字，也终将消散。

年味到底是什么？我想应该是休闲享乐，是庆祝祈福，是欢聚亲情。而这一切都来源于农业社会，来自于按季节作休的生活节奏，还有相对困乏的生活条件。

农业生产节候当家，春夏秋三季劳作，冬日才有大把余闲。物资匮乏，日子清苦，一年间“苦巴苦业”，冬闲间自该有狂欢和补偿，于是年节就承载了人们困苦生活中的慰藉和希望。

如今人们大都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作息冬夏不分，上班早九晚五，生活节律已与物候无关，季节轮回短缩成“周”而复始，平日周周休闲，岁末匆匆过年；物质丰富，日日欢歌，天天都像过年，当然再难找到原来的感觉。民谚有云：饿了吃糠甜如蜜，天天吃蜜也不甜。

科技飞速发展，社会进步之快远超想象，不经意间历史舞台场景转换，农业社会的重心已然转移。未来已来，我们在不知不觉进入自媒体时代后，又仿佛在一夜之间进入了AI时代。时代飞旋，变化和突破已成为常态，快得甚至让我们都来不及适应。

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跃迁，传统文化在当下社会中的存在形态，似乎不可避免地正经历着稀释与重构，是否该惋惜、拯救，或许尚无定论。然而，若将视野拉开——我辈亲历的这二三十年沧桑巨变，何尝不是此生之幸？

从文艺角度看，过年是个题材富矿。这里面有民俗风物、人情世故，有聚散离合、乡恋亲情，值得好好挖掘。

春晚话题自然不能不说。我是绝对的春晚“铁杆儿”，从有春晚那年就开始看。纵观春晚四十多年，感觉它起初就像山野里自然孕育的花朵，应时而生，汲天精地华，所以绚丽夺目，令人惊艳；后来给它专门建了温室，侍以最好的光热水肥，精心培育，确实更加娇美艳丽。然而，与原来相比，似乎又有了越来越重的难以弥补的缺憾。

近些年的春晚越来越让人提不起兴趣的原因，其实不是春晚本身水平下降了，而是全国人民见多识广口味提高了，想再出能引发“惊艳”的好东西，已经越来越难。此外就是我们在有意无意中，对春晚寄予了更多文艺之外的社会性期许，远远超过了一台晚会所应承担的负载。当然，春晚自身可能也得占点原因，作为文艺界的年度“封神榜”，其台前幕后的关注度，有时难免超越了纯粹的艺术与联欢本身，稍不留神就离轻松自然欢快的氛围越来越远了。

再说电影。90年代初有部电影《过年》，讲的是东北老两口，三儿二女带儿媳、女婿、孙子，一大家子热热闹闹过年又各有所图的故事。当年还没有贺岁片的说法，这部电影恰是在春节前上映，是无名有实的贺岁片。前几年还有一部纪录片电影《四个春天》，是一个叫陆庆屹的北漂青年，把每次春节回家拍摄的家庭影像，自己剪辑制作成纪录片，没想到获得了金马奖提名。这部完全生活流的片子，能在喧嚣的现代都市生活中收获认可，正因它戳中了无数人心底的情感共鸣。

过年的文化活动、文艺作品繁如烟海，不胜枚举，承载着人们心中最丰厚的情感。斗转星移，马年带着春风向我们奔驰而来。身处巨变的时代，尽管有些许不安和惶恐，但我们有中华千年的文化底蕴和传承，对未曾经历的日子，依然满怀憧憬和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