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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司法》视角下关联公司人格混同法律问题探析

作者:许方明 国浩律师事务所 浏览量:

编者按:从新《公司法》的视角出发,深入探讨关联公司人格混同的法律问题。关联公司人格混同规制的法理基础在于公司由其背后的股东公司或其他关联公司控制达到了丧失独立性的程度。关联公司人格混同的立法规制发生衍变,从2005年《公司法》修订首次确立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到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和《九民纪要》对制度适用的明确,直至新《公司法》对横向人格否认制度的确立。通过对50篇二审或再审民事判决书的抽样分析,指出法院在认定关联公司人格混同时,主要考虑财产、人员、业务混同等因素,认定部分因素的混同时存在不当的裁判逻辑,需要考虑具体原则及行为表征进行调整。结合证据规则在关联公司人格混同案件中的应用情况,提出为缓和债权人举证困境,法律或司法解释应细化调查取证制度,降低债权人申请调查取证的门槛。整体而言,关联公司人格混同的规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应采取审慎和严谨的态度,结合有益的司法实践,平衡债权人和关联公司的利益,确保司法公正。

一、引言

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致使公司组织间关系日趋多样化,关联公司作为企业集团化、多元协同经营的策略愈加常见,有效促进了资源整合和经营效率的提高。然而,关联公司间的人格混同问题愈发突出,对债权人利益保护和市场交易安全形成负面震荡效应。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15号指导案例关于“关联公司人格混同”的司法裁判规则得到了积极应用,同类案件数量在一段时期内呈现井喷态势爆发,后在2019年末《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九民纪要》”)发布后有所回落[注1]。新《公司法》就关联公司人格混同法律问题做出新回应,提供了新的法律框架和解决路径,或将引起该类案件司法裁判新趋势。

关于关联公司人格混同问题,虽较多学者或实务工作者已进行了相关研究和讨论,但笔者认为,值此新《公司法》出台之际,有必要回顾关联公司人格混同有关的司法认定及处理实践,深入分析、审视该法律问题,进而探讨新《公司法》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和可能面临的挑战。


二、关联公司人格混同规制的法理基础

关联公司人格混同是目前人格混同类案件的重要形态,因此,对其主体身份的特殊性进行研究及讨论则显得非常重要,为什么是关联公司,而非其他身份类型,其有什么样的特征?如何认定?关联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在人格混同情形下表现如何?这些问题均应考虑。

(一) 人格混同的法律内涵

公司法人独立原则和股东有限责任原则是公司法的两大基石,确保了公司的独立性和股东责任的明确界限。但在关联公司结构中,由于控制关系的存在,可能导致公司间界限模糊,形成人格混同现象。这种混同可能削弱公司独立性,增加债权人风险,从而对公司法的基本原则构成挑战。

探寻关联公司人格混同适用的法理基础前,必须了解人格混同的法律内涵,即什么是公司人格混同?综合学界关于“人格混同”、“人格滥用”、“人格形骸化”等讨论,笔者认为,“人格混同”应当是法人格的混同,自然人与法人的人格因素不完全相同,不存在混同基础,而“法人格混同”的法律内涵应包括以下方面:(1)必须存在具体的混同因素,该等混同因素以财、人、物为主,同时应兼顾其他外观因素综合判断;(2)各因素集合成的混同程度应达到法人丧失独立意志的标准;(3)混同的结果是否要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必须考虑混同是否导致利益的不正当转移,由此损害法人之债权人的利益。

(二) 关联公司的概念和特征

关联公司在不同领域的理解有所区别,可考察的包括法律、会计和税务等领域。在会计领域。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所谓“关联方”的构成包括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关系,具体包括企业的母公司、子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对该企业实施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投资方等。而在法律领域,如新《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五条所述,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但这一表述仅体现关联关系中的控制方面内容,并不全面。鉴于我国《公司法》条文中并未明确定义“关联公司”,具体司法实践中引用《公司法》中“关联关系”的定义来认定关联公司身份并无不妥。在税务方面,关联方的定义则侧重于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的控制或被控制关系,以及可能存在的其他利益上相关联的关系。

可见,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并没有直接明确“关联公司”的定义,而是通过界定“关联关系”、“关联企业”和“关联方”等概念来间接阐释。学术界对此概念也存在不同理解,一些学者强调其经济特征,认为关联公司是企业间为特定经济目的形成的联合[注2];其他学者则区分广义和狭义的关联公司概念,广义指业务或投资相关的企业集合,狭义指部分股份受他公司控制但保持独立性的公司[注3]。还有观点认为关联公司是独立公司通过协议或人际联系形成的联合体[注4]。尽管学者们从经济角度对关联公司的概念进行了阐释,但笔者认为法律上区分关联公司并进行规制的关键在于其稳定的关联关系,这种关系中可能存在控制或重大影响。因此,关联公司可以定义为,相对于单一公司概念的,通过资本参与、企业协议或业务关系建立的,具有控制或重大影响关系的公司间的联合。

(三) 关联公司人格混同规制的法理基础

关联公司间可能存在母子公司、兄弟公司等多样的关系,或者在股权结构上不直接显现关联,但仍可能存在控制关系,这种控制通常是隐蔽的。长期控制关系可能导致控制公司无视从属公司的独立性,造成资金、债权债务、业务、人员等的混合,外界难以区分交易对象,从属公司变成控制公司的延伸,增加了控制公司利用从属公司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风险。此时,应采用法人人格否认规则,追究控制公司及其他受控制公司的民事责任。

如美国学者布拉姆伯格的“自我说”所述,若两个关联公司在所有权和利益上高度一致,或子公司完全为母公司利益存在,则子公司实为母公司的另一自我。若视其为独立实体,可能导致欺诈和不公。因此,应刺破公司面纱[注5]。作为人格混同的法理基础,该理论解释了关联公司人格混同适用法人人格否认规则的合理性。在案例研究中,笔者亦发现有法官在判决中持相同观点,指出当公司在财产、业务、人员等方面混同,丧失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资格时,主要表现为公司由其背后的股东公司或其他关联公司控制达到了丧失独立性的程度[注6]。


三、关联公司人格混同的立法规制及其衍变

关联公司人格混同问题作为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规制的一类特殊问题,其立法规制演变必须置于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整体视角下予以考察。作为公司独立人格及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的例外,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诞生至今,其规范内涵、适用要求随着法律规范的不断修订以及司法案例的不断涌现持续得到完善和发展。

(一) 初次确立

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正式将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规定于第二十条中,并在2013年、2018年修订的《公司法》中予以保留、延续,该规定针对的是将股东作为规制对象的情形,并未明确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情形。

(二) 类案指引

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确立后,由于法律规定较为原则、抽象,以致司法适用难度大,最高人民法院在发布典型案例指引类案裁判方面做出了有益实践。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公报案例(2008)民二终字第55号案,该案中,法院以“关联公司之间以欠款转为投资,挪用贷款,混用收支等情形,可认定为财产混同”为由判决各关联公司互相承担连带债务清偿责任。[注7]

其后,裁判机构支持关联公司人格否认诉求案例中最具示范效应的当属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第15号,该案例裁判要点如下:“1.关联公司的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交叉或混同,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丧失独立人格的,构成人格混同。2.关联公司人格混同,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关联公司相互之间对外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注8]”。第15号指导性案例将关联公司纳入人格否认适用主体范围,在司法实践中起到积极的示范与指导作用,但因受限于个案特征及其简略的裁判说理,该案确立的裁判要旨有时较难推及适用其他的特定案件。

(三) 规范适用

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从《公司法》第二条第三款的立法意旨出发,对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进行了类推适用,将责任主体扩大到实际控制人及关联公司。为统一裁判尺度、纠正滥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现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发布的《九民纪要》对该制度的适用情形作了进一步明确。从《九民纪要》第二(四)“关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注9]的整体内容上看,其展示的裁判理论、规范逻辑、细分情形对于统一法人人格否认规则的认识具有重大意义,但囿于其并非正式的法律规定(法院仅可在说理部分进行引用),相关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仍然有待立法进一步解决。

(四) 新法修订

2021年1月1日施行的《民法典》第八十三条[注10]延续了2017年《民法总则》的规定,将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认可为一般民事规定,在《公司法》规定的基础上,将该制度适用主体明确为“营利法人的出资人”。

2023年,新《公司法》做出我国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最新立法贡献,与《民法典》《九民纪要》以及司法实践整体思路一致,一方面将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范围由原本的纵向人格否认扩张至横向人格否认,标志着我国在法律层面全面确立横向人格否认制度,体现了防止股东滥用权利、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倾向;另一方面完善了人格否认制度,试图具体化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标准,促进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审慎、恰当使用。

新《公司法》在原有纵向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基础上,增加了关联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朱慈蕴教授曾指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的本质特征,在于透过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表象,直接追索股东对公司债务的责任承担,以阻却对公司独立人格的滥用和对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损害”。关联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引入,正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防止公司股东利用多个关联公司之间的复杂关系来规避法律责任。


四、关联公司人格混同的实证分析与法律适用

笔者以“关联公司”“人格混同”为关键词检索最近一年(2023.08.01-2024.08.01)的二审或再审案例,并随机筛选50个关于原告主张关联公司构成人格混同而需对债务人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二审或再审民事判决书(50个案例合称为“抽样案例”),且剔除被告重复、适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特殊规则等无效案例,对抽样案例分析情况如下:

(一) 整体适用情况

1.案件受理情况

从抽样案例的诉讼案由来看,涵盖各类合同纠纷、侵权纠纷,甚至还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债权人撤销权纠纷等,可见,法院受理此类主张并不限定于债务的类型,但就目前来看,主要是给付之诉,极少发现有在确权之诉、变更之诉中提起人格混同的主张。抽样案例中,只有一例为确认之诉,原因系原告的主诉为确认合同效力,其在要求被告返还合同款项时一并提出了关联公司构成人格混同而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

2.原告主张目的

从原告提起关联公司人格混同主张的目的来看,绝大多数抽样案例的原告的目的是在于对债务人提起诉讼的同时,除了债务人应承担责任的主张外,还一并主张债务人的关联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极少案例是单独提起的法人格否认诉讼(但案由仍为涉案债务性质确定的买卖合同纠纷等),即原告依据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已出具的判决书或裁决书所确定的债务人责任,将债务人的关联公司作为被告,债务人作为第三人,主张关联公司应对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

3.法院裁判依据

总结归纳抽样案例对于关联公司人格混同问题的裁判依据,绝大多数案例遵循第15号指导案例、《九民纪要》所确定的裁判规则直接进行说理[注11]。部分支持关联公司人格混同的案例或不援引明确法律条文[注12],或参照适用原《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作出裁判[注13]。

4.法院裁判结果

笔者针对抽样案例是否支持原告主张“关联公司构成人格混同,需承担连带责任”的裁判结果做了如下统计:(1)一审程序支持构成人格混同的有6例,这些获原审法院支持的案件在二审程序均获维持;(2)一审程序不支持构成人格混同的有44例,这些被原审法院判决不支持的案件在二审程序被二审法院维持不支持构成人格混同的有43例,被改判支持的只有1例,且系认定人格混同的关联公司付款行为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注14]。结合抽样案例裁判统计结果,可见司法实践对关联公司人格混同的认定呈现严格、谨慎适用的态度。正如部分法院在裁判文书中所述,公司人格的否认,特别是关联公司人格的“横向否认”事关公司人格的独立和公司法基本原则的恪守,必须保持极为谨慎的态度,必须有足够充分的证据支持[注15]。此外,关联公司人格混同问题的二审改判比例极低,案件当事人一般应在一审程序中就该问题进行充分举证质证。

(二) 认定标准

实践中法院在认定关联公司是否与债务人构成人格混同时,一般遵循第15号指导案例确定的规则,考虑财务以及财产、人员、业务、经营场所等因素是否构成混同,其中关键是财产、人员、业务因素是否混同,而对于这些因素达到什么标准可认定为混同,则由法官根据实际情况而在个案中进行自由裁量。

1.财产、人员、业务混同

(1) 财产混同

《九民纪要》指出,财产混同是公司法人人格混同的最显著特征。通过对案例的分析,法院在判定"财产混同"或"财务混同"时,主要遵循以下几种判断逻辑:一、以关联公司之间的重大资产发生混同认定“财产混同”;二、根据第15号指导案例,如果关联公司之间资金往来频繁、账目不明确区分、财务统一管理,法院会综合判断构成“财务混同”;三、法院有时会将业务和财产混同视为一体进行认定,不作区分。在这种情况下,法院的判断依据可能较为单一,例如,仅因关联公司的财务负责人与债务公司有交叉任职、关联公司使用债务公司的经营场所,或在业务往来中关联公司与债务公司的收付款主体未明确区分,就认定存在业务及财产或财务混同。这种论证过程相对简单;四、如果关联公司多次代债务公司支付涉案合同款项,或能证明多次向债务公司注入资金作为运营支出,法院也会认定构成“财务混同”。

对于上述司法实践的裁判思路,笔者个人认为,财产混同之所以作为最重要的法人格表征因素,是因为财产是公司法人得以承担民事责任的基础,以此来看,应强调的是财产而非财务,财产混同一定程度上会反应在财务上的混同,特别是公司财务账目、财务管理人员,但这不是必然的表现形式。财产混同的认定必须格外谨慎,在查证关联公司财产是否混同时,应同时考虑财产归属和财务管理情况。如果公司账目混乱,但并未导致财产与关联公司财产混合,那么不应适用法人身份否认制度。在财产方面,有必要区分核心财产和一般财产。在财务管理上,也应区分是长期混同管理还是短期混同。在当前公司集团化的大趋势下,为节约成本,关联公司共用办公场所或出纳人员的现象非常普遍。从经济行为的效率优先原则来看,这种做法并无不妥,不应因此而在个案中否定公司的法人身份。

(2) 人员混同

在关联公司人格混同的诸多表现中,"人员混同"是一个关键因素,它有时也被称作“人事混同”、“人员及管理混同”或“组织机构混同”。然而,不同法院对于这些术语的理解存在差异,一些法院将“组织机构混同”视为与“人员混同”不同的概念,认为它还涉及到经营场所的混同。为了简化讨论,以下将这些概念统一称为“人员混同”。这里的“人员”主要指的是公司的关键管理人员,涵盖了股东、董事、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董事长、总经理、监事、业务及财务负责人等。

通过对抽样案例的分析,我们发现对于"人员混同"的认定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某些法院采取了较为宽松的认定态度,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在母子公司关系中(子公司非一人公司),有时会忽略对“人员混同”事实的审查;二、法定代表人、股东相同或存在近亲属关系,基本上即可构成“人员混同”;三、“人员混同”并不仅限定于现有状态,还包括过去“曾经”混同过(但也有案例排除此类状态);四、仅以个别人员重合即认定存在人员混同,对原因缺乏说理。

笔者认为,此类“从宽”态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格否认适用的泛滥。“人员混同”这一要素需要正确看待,系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关联公司之间关联关系的实质,即是否存在控制与从属关系?控制关系存在是从属公司丧失独立意志的原因及基础。因此,笔者认为,法院在认定达到“人员混同”的标准时,应该关注控制关系在人员配置、人事任免和管理层面的具体表现,方可做出相应的认定。前述表现形式可能包括:一、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同一或存在着利益统一性的密切联系;二、关联公司管理层人员受到统一的调配使用;三、关联公司员工大量一致或大量交叉任职,且受同一管理层的调配使用。

(3) 业务混同

在对“业务混同”的司法认定进行深入研究后,归纳出当前司法实践中对“业务混同”认定的几种主要观点:一、一些法院通过审查关联公司与债务人公司在工商备案中的经营范围是否一致,或者它们的经营方式、主营业务是否相同,来简单判断是否存在“业务混同”;二、在审查经营范围的重叠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两家公司的对外宣传、联系信息、企业介绍和业务联系人信息等因素,以判断第三人是否能够区分这两家公司,从而确定是否构成“业务混同”;三、深入调查两家公司的实际业务经营情况,看是否存在“一家公司本应履行的合同却由另一家公司履行”、“一家公司的往来款项由另一家公司开具发票或收据”等业务混同的具体情况;四、特别关注涉案合同纠纷的具体情况,即使两家公司的经营范围相同或实际经营业务相似,但如果在涉案业务中履行主体是明确的,那么就不会认定存在“业务混同”;五、在论证“业务混同”时,并不单独就相关事实进行阐述,而是将其与财产混同的情况联系起来综合考虑。

从第15号指导案例对于认定“业务混同”的论证来看,指导案例对于这一人格因素混同程度的认定要求颇高,它不仅要求审查公司的外在业务形式,如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业务模式,还要求考虑“业务混同”在涉案纠纷中的具体表现,由此可见,仅凭关联公司经营范围或业务模式、宣传联系信息的重合,就认定“业务混同”是不够充分的,“业务混同”的表现形式上多种多样,诸如关联公司的业务活动受同一控股股东或管理层指挥、组织,从属公司大量的交易均以控制公司的利益为准等,审判法院应进一步挖掘这些外在表现。

2.“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因果关系论证

尽管确定因果关系的要素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衡量尺度,这通常取决于法官的主观判断,但要让债权人证明其债务无法得到偿还是因为债务人与相关联的公司之间存在人格混同,从而削弱了债务人的偿债能力,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对此,有观点认为应该转变思路,由关联公司来证明债务人的偿债能力并未因人格混同而受损。然而,如果关联公司与债务人之间并无人格混同,它们的利益就并不同一或不一致,关联公司同样难以获取债务人是否具备清偿涉案债务的证据。

考虑到债务人的偿债能力与其控制的资产状况密切相关。因此,笔者建议在分析因果关系时,法院应将“财产混同”揭示的信息作为论证的基础。实际上,财产混同通常被推定为存在因果关系。根据检索结果,尚且没有法院在确认财产混同后,却否认存在因果关系的案例,反之亦然。因此,建议在论证因果关系时,法院可以参考财产混同的情况,并考虑以下原则:(1)如果控制公司控制着从属公司的资产,而忽视了债务人的债务清偿责任,或者通过关联交易将从属公司的资产不当转移至控制公司或其他从属公司名下,就可以认定存在“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因果关系;(2)对于“严重损害”的认定,不应设定具体的量化标准并苛以债权人较重举证义务,而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并增强论证力度。

3.其他认定标准

过去的司法实践中,个别案例采用传统法人格否认适用的三要件对人格混同适用法人格否认规则进行认定,但因适用关联公司是人格混同的特殊性,又与传统的三要件有一定的区别。具体此三要件的认定标准为:一、主体要件,即是否构成关联公司,并引用原《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4款对于“关联关系”的规定,通过认定是否具有关联关系进而认定主体是否构成关联公司;二、行为要件,即是否具有公司人格混同情况下最常见的行为表征:财产混同、人员混同和业务混同;三、结果要件,是否因此导致债权人的利益严重受损[注16]。

该等案例阐述的适用要件实际上与第15号指导案例及《九民纪要》确定的的裁判要点及认定标准并无太大出入,但适用要件的表述更为清晰、明了。新《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2款规定,“股东利用其控制的两个以上公司实施前款规定行为的,各公司应当对任一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考虑到明确的法律依据已经出现,可以预见新《公司法》实施后在裁判文书中通过论证构成要件方式认定关联公司人格混同的案例将会增加,但具体的行为要件论证仍需建立对在本文前述讨论的各项混同因素进行充分审查的基础上。

(三) 证据规则的应用情况

长期以来,运用法人人格否认规则的案件常面临两大证据方面的挑战。首先,原告在举证上的难度极高。由于公司人格混同的行为往往极为隐秘,关键证据难以捕捉,尤其是涉及债务人与关联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和财产混同等核心证据,这些通常被被告所掌握。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下,对原告的举证要求显得格外苛刻。其次,确定证明的标准同样充满挑战。原告需要证明到何种程度,这一点很难界定。在缺乏明确指导的情况下,原告往往难以把握证明的深度和广度,这增加了案件处理的复杂性。因此,需要对现有的证据规则进行深入分析和适当调整,以平衡原告和被告的权益,确保司法公正。

经检索,司法实践中确有案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1)》(“原《民事证据规定》”)第七条[注17],在原告提出初步证据后,将举证责任分配给被告[注18],但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正)》(“新《民事证据规定》”)于2020年5月1日实施后,原《民事证据规定》第七条被删除,即除非存在法定情形(如一人公司举证责任倒置),法院在法人人格否认诉讼中将举证责任分配给被告不再具有法律依据。

对于上述债权人举证困境,实践中有的法院会在债权人提供初步证据后,依当事人的申请调查取证,该路径或可成为外部债权人克服举证难的抓手之一,但较为依赖初步证据的详实程度及个案法官的判断标准。例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关于审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0条第2款就规定:“公司债权人能够提供初步证据证明股东滥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但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公司账簿、会计凭证、会议记录等相关证据,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法院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进行必要的审查”[注19]。在(2020)最高法民申5116号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亦对该路径的合法性作出回应与认可:“国电光伏公司(原告)一审中提供了初步证据证明三家公司住所地、联系方式、高管人员、业务范围等存在混同情形。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调取银行流水以查明三家公司是否存在财务混同,于法有据。”[注20]


五、结论

新《公司法》的实施为关联公司人格混同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法律依据,但关联公司人格混同法律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仍面临诸多挑战。

司法认定层面,关联公司人格混同应综合主体要件、行为要件、结果要件三方面做认定。在主体要件方面,“关联公司”应作为适用的主体范围,可通过援引新《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五条的“关联关系”规定来进行认定;在行为要件方面,应主要认定是否存在财产、人员、业务混同的行为表征,认定“财产混同”时,应着重关注债务人对核心财产的控制情况,是否存在因混同而无法控制其独立财产的情形,或存在债务人的财产被控制公司利用关联交易而不正当转移的现象,从而导致债务人已实际丧失对其财产的控制;认定“人员混同”时,应严格把握关联公司之间的控制关系在人员及人事任免、管理方面的具体表现;认定“业务混同”时,应把握业务外在表现形式、实际运营模式、业务混同在涉案纠纷中的具体表现等,进行综合判定;在结果要件方面,论证是否存在“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因果关系时应结合“财产混同”认定的事实依据做出相应判定,不宜过度设定“严重损害”的标准。

证据规则层面,为有效缓和债权人举证困境,避免关联公司人格混同的法人格否认制度因举证困难而成为一纸空文,亟待法律或司法解释修订过程中对债权人举证困境加以平衡,从而形成更加明晰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可行路径或是细化该类案件中的申请调查取证制度,降低债权人申请调查取证的门槛,预留一条债权人藉以完成其举证责任的通道。

新《公司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对关联公司人格混同问题的规制也更加明确。结合上述分析,在当前企业集团化日益盛行的背景下,虽然关联公司的问题变得日益突出,但采取过于严格的管制措施可能会阻碍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急于求成的做法并不可取,在经验尚不充分的情况下,对于关联公司人格混同问题适用法人身份否认规则,无论是在立法层面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应以过往有益司法实践为指引,采取一种审慎和严谨的态度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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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经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裁判文书数量趋势,以“关联公司”、“人格混同”为关键词检索的案件数量,2020年、2021年、2022年、2023年分别为1457篇、1036篇、985篇、419篇。

[2] 参见施天涛著:《关联企业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14页。

[3] 参见江平主编:《新编公司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16页。

[4] 参见金剑峰著:《关联公司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46页。

[5] Philip l. Blumberg:The Law of Corporate Goops, (Substantive Law),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7, p.118.

[6] 参见(2016)赣05民终128号民事判决书。

[7]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二终字第55号判决书。

[8]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苏商终字第0107号判决书。

[9] 《九民纪要》在第二节“关于公司纠纷案件的审理”的第(四)部分“关于公司人格否认”中,全面梳理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适用规则,对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三种行为的各种情形进行了细分,并规定了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横向人格否认)的裁判规则。

[10] 《民法典》第八十三规定:“营利法人的出资人不得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出资人有限责任损害法人债权人的利益、逃避债务,否则应当对法人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017年《民法总则》第八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营利法人的出资人不得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出资人有限责任损害法人的债权人利益。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出资人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法人的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法人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11] 参见(2024)粤19民终1184号、(2023)粤01民终24124号、(2024)闽04民终110号民事判决书。

[12] 参见(2024)京03民终3877号民事判决书。

[13] 参见(2024)新01民终4156号民事判决书。

[14] 参见(2023)琼02民终2604号民事判决书。

[15] 参见(2023)鲁16民终2349号、(2022)川01民终24650号、(2023)新23民终1079号、(2023)粤06民终11900号等民事判决书。

[16] 参见(2016)川民再259号民事判决书。

[1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1)》第七条:“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18] 相关案例可参见(2020)冀01民终1523号、(2013)菏商初字第29号、(2013)汕中法审监民再字第1号等判决书。

[19] 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关于审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案件的若干意见》。

[20]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5116号民事裁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