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
英文 日文

国有企业资金归集的法律边界与风险防控——基于权属明晰与利益平衡的视角

作者:郭瑞华 赵燕 国浩律师事务所 浏览量:

序言:在经济全球化与企业集团化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压舱石”,通过资金归集优化资源配置、降低融资成本、支撑国家战略实施,已成为现代化治理的重要实践。2022年国务院国资委《关于推动中央企业加快司库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的意见》明确提出“依法合规、公允定价”原则,为资金归集提供了政策指引。然而,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化,中小股东与债权人对归集行为的合法性、资金权属独立性及程序合规性的质疑日益凸显,如何在提升集团资金管理效能与保障成员单位、中小股东、债权人权益之间寻求平衡,成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命题。本文基于法律规范与实务操作,系统剖析资金归集的法律边界,提出风险防控路径,以期为国有企业合规运营与政策完善提供参考。

目 录

一、国有企业资金归集的合法性基础与模式分析

二、国有企业资金归集的法律风险分析

三、国有企业资金归集法律风险的防控路径

四、结语

01

国有企业资金归集的合法性基础与模式分析

(一) 法律与政策的双重支撑

国有企业资金归集的合法性源于多重规范体系。《企业财务通则(2006修订)》第二十三条明确允许企业建立内部资金调度控制制度,统一管理资金。《关于推动中央企业加快司库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的意见》则以“按日归集”“逐笔归集”为目标,要求建立跨层级、跨区域的“资金池”,为国有企业资金归集实践提供了政策依据。同时,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四川等各省也都陆续出台了本省国有企业司库体系建设的相关文件。

从法律属性看,资金归集本应该是国有企业集团基于成员单位授权的资金管理行为,其核心是通过协议或制度安排实现资金的集中调度,而非权属转移。《民法典》第二百零七条“物权平等保护”原则与第二百四十条“所有权权能”规定,为成员单位资金权属的独立性提供了根本保障——归集行为不得改变资金的所有权归属,成员单位仍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二) 两种模式的合规性差异

《关于推动中央企业加快司库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的意见》(国资发财评规[2022]1号)明确,国有企业资金归集主要通过财务公司与资金中心两种平台实现,其合规性存在显著差异。

1.财务公司模式

财务公司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其资金归集属于法定金融业务范畴。根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2022)》第三条对“成员单位”的界定及第二十八条“风险管理体系”要求,财务公司可依法开展存款、贷款等金融服务,通过市场化定价(如参照银行存贷款利率)实现资金的归集与调剂。

同时,资金归集业务是金融机构的常规业务之一,《银行函证工作操作指引》将资金归集业务解释为“指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为客户建立的用于资金集中管理的账户架构,用于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各账户间资金归集、余额调剂、资金计价、资金清算的现金管理产品。该业务涉及的事项包括客户成员单位账户余额上划、成员单位之间透支、主动拨付与收款、成员单位之间委托借贷,以及成员单位向集团总部的上存、下借分别计息等”。此外,财务公司的资金归集业务受金融监管机关的监管。

因此,财务公司模式因主体资质明确、定价机制透明、权属记录规范(成员单位资金在资产负债表“货币资金”或“存放财务公司款项”列示)和接受金融监管,合规性风险相对较低。

2.资金中心模式

资金中心是集团内部设立的非独立法人部门,其归集行为通过委托金融机构办理资金归集业务或者在金融机构对外以集团名义开立主账户,对内自行设置子账户区分成员单位资金(金融机构账户中不体现子账户情况)。由于缺乏金融资质,资金中心若直接开展存贷款业务(如支付存款利息、收取贷款利息),可能因超范围经营引发行政风险;同时,资金“名义上归属成员单位、实质上由集团控制”的表象,易被质疑损害成员单位财产独立性。而且,资金中心模式如何“依法合规、公允定价”实施资金归集,并无具体监管政策规定。实践中,部分国有企业集团只依据制定资金管理制度就对成员单位实施资金归集,看起来很像国有企业集团利用控制权占用成员单位资金,从而引发诸多中小股东或债权人主张资金归集应被认定为抽逃出资、财产混同或者需要合并破产等各类纠纷。

所以,资金中心模式因不具备金融资质、无金融监管等因素,违法违规风险较高。国有企业集团通过资金中心进行资金归集时,除需制定资金管理制度外,还需通过内部协议明确资金权属和授权管理、独立记账(成员单位在“其他应收款”或“应收资金集中管理款”列示,集团在“其他应付款”列示),并确保成员单位支取自由,否则可能触发民事纠纷。


02

国有企业资金归集的法律风险分析

(一)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资金归集,易被质疑财产混同,但本质在于公司财产是否被损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修订)》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只有一个股东的公司,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虽然,司库体系建设的目的是要对资金等金融资源“看得见、管得住、调得动、用得好”,因此要求实现所有子企业银行账户全部可视、资金流动全部可溯、归集资金全部可控 。但是,司库体系以资金中心为资金管理平台,则司库体系的“形式标记”属于内部资金管理模式(如虚拟记账、内部记账),而无法通过金融账户对外明示权属分离,因此,存在被认定财产混同的法律风险。

例如,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20)豫13民终6727号案件中认为:双方提交的电力设备公司银行存款交易明细对账单显示,电力设备公司银行账户的入账款项全部自动归集到电力集团公司的账户,电力设备公司的支出也均出自电力集团公司账户,电力设备公司的账户余额一直显示为零。综上,电力集团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电力设备公司能够自由支配其账户资金,电力集团公司与电力设备公司财产混同。

但是,笔者认为上述判决观点有待商榷,因为公司财产独立性受损的本质是存在股东通过财产混同手段而实际侵占子公司财产。而上述判决并未体现股东将子公司资金归集到难以区分所有权的内部账户上,也未体现是否存在子公司资金被侵占导致难以偿还的情况,即无法得出子公司财产受损的结论。上述判决仅以对外金融账户显示股东资金归集后,子公司账户余额为零的外在形式,认定股东未能证明财产独立于子公司,故构成财产混同的论述并不充分。例如,(2023)京03民终7534号民事判决认定:关于财务公司,新兴公司主张财务公司是资金归集的实际掌握者,但是,依据新兴公司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财务公司实际控制、使用案涉资金,新兴公司此项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上述案例提示国有集团企业采取资金中心模式资金归集的,除依赖于司库体系进行形式标记外,还应采取更多留痕措施便于自证清白,比如资金归集时应备注资金用途为“委托集团公司管理”。

(二) 一般有限责任公司的资金归集,易被质疑抽逃出资、人格混同,但本质仍在于是否损害被归集单位利益

1.尚未检索到国有一般有限责任公司资金归集被认定人格否认或抽逃出资的司法案例,但存在行政处罚案例

资金归集的本质是“管理手段”而非“权利限制”,因此,一般只有资金归集管理行为,而不损害子公司资金使用的并不构成抽逃出资或人格混同。例如(2024)赣01民终1899号民事判决认定:资金归集符合国务院办公厅、财政部、国资委对国有企业财务管理的要求,不能仅因对出资款19000万元实行了资金归集即认定中某辛公司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

某煤炭公司因资金被归集后,未依法披露且因资金无法提取而造成债券违约的严重后果,故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44号认定:某煤炭公司自2007年成立后,根据控股股东某能源化工集团的要求进行资金归集,某煤炭公司资金被自动归集至其在某能源化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系某能源化工集团控股子公司)开立的账户,被归集的资金由某能源化工集团资金管理中心负责调度,某煤炭公司需经审批后使用。但上述资金事实上已由某能源化工集团统筹用于其它项目。

为此,在《关于推动中央企业加快司库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的意见》特意强调:严格防范资金流动性风险。要加强负债率、带息负债结构、经营性现金流、债券余额比例、永续债及其他隐性债务规模等资金风险指标的监控,尤其对债务规模大、债券占比高、集中兑付压力大、生产经营困难、资金状况紧张、投资规模大的子企业要建立重点监测名单,并对企业债务到期设置预警提示,动态监测经营现金流和债务期限的匹配情况,根据资金缺口提前做好融资接续预案,防止发生流动性风险。

因此,国有企业资金集中管理的目的在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而非侵占子公司财产。国资监管也明确提出资金集中管理的要点包括全部公司的债务管理,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2.民营集团公司归集资金实质损害子公司资产的,被认定抽逃出资或人格混同

在(2021)最高法民申1965号案件中,法院基于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认定公司因集团公司的控制行为,使得其在经营和财产方面丧失独立法人人格,公司不再具有独立意志和独立利益。

再例如,在某公司行政处罚事件中,财务公司因流动性问题限制成员单位存款支取,最终被监管部门吊销金融许可证 。

上述案例或事件表明,无论是通过资金中心委托金融机构进行资金归集,还是通过财务公司进行资金归集,若归集后资金被用于其他项目或因集团经营问题无法支取,可能被认定为实质损害成员单位财产权。

司法裁判中,法院通常结合资金管理制度、归集协议、股东会决议及未审批原因综合判断:若制度明确“支取需合理事由审批”且集团保留充足资金池,则可能认定为合法管理;若审批标准模糊或资金池长期不足,则可能认定为限制使用自由。

(三) 归集资金的收益存在被质疑的风险

资金归集涉及集团与成员单位的利益分配,若定价不公允,可能构成关联交易损害责任。《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四十四条禁止国有控股公司“无偿向关联方提供资金”或“不公平交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2020修正)》第一条亦明确,关联交易即使履行程序,若实质损害公司利益,仍需承担赔偿责任。

财务公司模式或者委托金融机构进行资金归集模式,因定价可参照银行标准,更易证明公允性。例如在(2020)云民终817号判决中,小股东质疑一级账户至少获得1.495%的利息,但是一级账户在使用二级账户资金收取高额利息的前提下,仅仅只按照活期存款利率0.3%支付利息给二级账户不当,至少应该按照贷款利率来计付利息,故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后果。但是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从《现金管理服务协议》约定来看,本案所涉二级账户是结算账户,按照活期存款利率结息并无不当,也符合《现金管理服务协议》约定和相关法律规定。邵某霞认为被上诉人将账户资金归集到一级账户后,通过协定存款的方式至少从银行处获得年利率为1.495%的活期利息,而支付给二级账户的利息却远低于该利率,故而造成了利息损失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上述案例中,资金归集虽采用资金中心模式,但委托金融机构进行资金归集,故国有集团企业举证相对容易。但是,笔者认为,如资金中心以虚拟账户或内部账户模式,因无金融资质,在归集资金时无息或者支付存款利率,提供借款时收取贷款利息,本身不仅存在超范围经营的嫌疑,且无法排除关联交易价格不公允的嫌疑,存在损害子公司利益并需为此承担赔偿责任的风险。

(四) 程序瑕疵风险:内部决策与信息披露的合规要求

资金归集作为关联交易,需履行严格的内部决策程序。《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出资企业的重大事项(包括资金归集)需由股东会、董事会决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委派的股东代表应依法行权。若集团未将归集方案提交非全资子公司股东会审议,或未回避关联董事表决(《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四十六条),可能被认定为“滥用股东权利”(《公司法》第二十一条)。

此外,上市公司、金融机构的资金归集还需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2025修订)》第三条“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要求,未披露或虚假披露可能引发行政监管措施(如证券市场禁入)或民事赔偿。


03

国有企业资金归集法律风险的防控路径

(一) 权属明晰:构建“形式+实质”双重独立机制

权属明晰是风险防控的基础。一方面,通过协议明确“资金归集不改变所有权”原则,约定集团为“代管方”,成员单位保留最终处分权;另一方面,落实独立核算要求:成员单位与集团需分立资金账户、分开记账(依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5号》列示“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等科目),财务人员相互独立,避免账簿混同。司库体系建设中,应嵌入“资金权属标记”功能,确保司法查询、保全时可快速区分成员单位资金。

(二) 使用自由保障:完善支取规则与应急机制

为平衡管理效率与财产权能,需在资金管理制度中细化支取规则:明确“日常支取无需审批”“特殊支取(如大额、非经营用途)需合理事由审批”,并设定审批时限(如3个工作日);同时,集团应建立资金池动态监测机制,确保归集资金中至少保留成员单位3个月日常经营所需额度作为“应急储备”,防止因流动性问题限制支取。对于已出现支取限制的情形(如财务公司流动性危机),集团应及时启动“资金回拨”程序,通过转贷、担保等方式保障成员单位正常经营。

(三) 利益分配公允:建立市场化定价与监督机制

针对关联交易风险,资金中心模式应避免直接开展存贷款业务,可通过委托金融机构开展“收支两条线”管理(成员单位收入归集、支出由集团下拨)实现资金集中,不涉及利息差;若确需调剂资金,应委托财务公司或银行作为第三方,以市场化利率结算。财务公司模式则需定期披露存贷款利率(参照LPR浮动),并由独立第三方(如非关联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定价公允性(《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防范中小股东质疑。

(四) 程序合规:强化内部决策与信息披露

程序正义是防范法律风险的关键。国有企业进行资金归集是源于对资金集中管理的需要,而非源于侵占子公司资产或利用子公司逃废债的主观恶意。所以,程序正义是国有企业自证清白最有效的保障。对非全资子公司,国有集团应将归集方案提交股东会审议,充分向中小股东解释资金集中管理的政策要求以及对子公司资金利用的益处,并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涉及上市公司、金融机构的,需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2025修订)》第三条要求,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资金归集金额、支取限制情况、关联交易定价依据”等信息。同时,集团应制定《资金归集合规操作指引》,明确“协议签署-内部决策-财务列报-信息披露”全流程要求,并由内控部门定期检查,确保制度落地。


04

结 语

国有企业资金归集是提升治理效能、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工具,但其合法性与可持续性依赖于“权属明晰、使用自由、利益公允、程序合规”的制度框架。未来,随着司库体系数字化转型加速,国有企业应进一步完善资金管理的“技术+制度”双轮驱动机制: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资金权属的实时标记与追溯,通过智能合约自动执行支取规则与定价标准,在提升管理效率的同时,最大限度降低法律风险。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国有企业资金归集从“合规管理”向“价值创造”的跃升,为培育世界一流企业注入法治动能。